立法院公報 第107卷 第111期 院會紀錄
立法院公報 第107卷 第111期 院會紀錄
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今年以來美元逐步走強引發全球美元短缺的問題，令新興國家（特別是具有財政和經常帳雙赤字者）產生系統性風險的隱憂浮現，進而讓全球經濟與金融陷入不穩定狀態的可能性開始升高。在支撐這波美元強勢的原因仍在，使全球美元短缺仍會維持一段時間的情況下，匯率易較劇烈貶值的國家應積極採取一些措施，以減緩美元升值帶來的衝擊與防範系統性風險的發生。像是採行經濟成長的政策，厚植自身經濟實力；切勿再大幅擴增債務，維持穩健的財政預算；推行政策透明化，讓市場投資者廣泛地理解政策執行動態，並增加政策可信度，降低資金外逃的風險。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今年以來，美元逐步走強引發全球美元短缺的問題，令新興國家（特別是具有財政和經常帳雙赤字者）產生系統性風險的隱憂浮現，進而讓全球經濟與金融陷入不穩定狀態的可能性開始升高。而這波美元走強的兩大關鍵原因，一是歐洲和主要新興市場經濟表現減弱，且與美國間的差距拉大，讓非美元貨幣形勢愈見弱勢；二是美國與其他國家的利差逐漸擴大，亦成為推動美元升值的力量。
二、在2017年大部分時間裡，全球經濟呈現同步擴張，且歐洲及主要新興經濟體的增長勢頭明顯優於預期，吸引國際資金流入，使美元相對弱勢，美元指數於2017年初的102.78一路貶值到年底的92.12，貶幅超過10%。但2018年4月至今，美國經濟一枝獨秀的亮麗表現，而歐洲、日本、中國花旗經濟驚奇指數平均分別為-50.58、-19.26、-10.96，反映其經濟表現不如預期，加以川普政府減稅政策的吸金力、美中貿易戰等諸多國際政經事件紛擾強化美元的避險貨幣角色，均讓先前湧入新興市場逐利的熱錢，有回流美國的動機，美元指數遂於4月16日落底後翻揚，至11月22日已回升至96.72，漲幅達8.15%。同時，美國聯準會率先從2015年底開始陸續讓量化寬鬆政策（QES）結束、展開升息循環、縮減資產負債表（迄今已減少3,000億美元），亦讓美國貨幣環境相對其他國家偏緊，既有利差優勢，又有面對景氣反轉時的寬鬆貨幣政策空間。
三、部分樂觀人士認為，雖然美元持續強勢，可能會使全球大部分國家的貨幣貶值，尤以新興國家為甚，但也有助於增強該等國家的出口競爭力，讓全球經濟取得再平衡的機會；悲觀人士則回想起1990年代後期的亞洲金融危機，那時許多亞洲新興國家匯率採取釘住美元政策，且美元借款居高不下。
四、惟在美元債務終歸要以美元償還的前提下，當美元升值，令這些經濟體的國際收支帳急劇惡化、國際資金相繼外逃，將迫使其央行不得不提高本國利率止血。問題是，這種貨幣錯配（CURRENCY MISMATCHES）的情形，碰上本國貨幣大幅貶值時，將加劇經濟緊縮程度，並削弱該國國內企業部門的償債能力，而這種源於貨幣錯配與一國經濟與金融市場體質脆弱性所致的流動性危機，即是經濟學家所說的「原罪」（ORIGINAL SIN）陷阱。值此之際，若該國央行期望藉由貨幣貶值以帶動出口，又會增加通膨壓力，導致償還外債的成本飆升。
五、正因如此，現今許多新興市場國家大多不再緊盯美元，改採取較靈活的「浮動」匯率，並透過轉向國內借貸，減緩前述之貨幣錯配問題，讓悲觀人士對亞洲金融風暴再現的擔憂，不致完全成真。
六、安聯集團首席經濟顧問伊爾艾朗（MOHAMED A. EL-ERIAN）指出，這波美元升值仍對新興市場經濟，乃至於全球金融市場帶來兩大風險。首先，金融風暴後，全球金融市場長期處在超低利率和美元疲軟的低波動時期，直到2015年底美國聯準會啟動貨幣政策正常化之前，美元指數平均表現為81.93，聯邦基金利率則維持在0.25%的歷史低點，遂引發國際資金大量地流進新興市場國家。
七、但當新興國家經濟表現不佳（含政策失當引發的問題）或金融市場有崩跌風險時，國際資金往往快速且大舉撤出；其次，在異常寬鬆的貨幣環境驅使下，全球金融機構資金浮濫，導致貸放條件較以往優厚，讓愈來愈多的新興國家企業紛紛走回美元借貸的老路。一旦利率上升或出現不利於己的匯率波動，償債風險就相應提高，徒增該國經濟與金融層面的脆弱性。
八、這便是今年新興市場動盪的主因之一，就阿根廷與土耳其所面臨的貨幣危機而言，兩國固有的財政與貿易雙赤字，突顯其經濟體質相對脆弱，以致於在美元劇升的衝擊下，引發資金外流風險及國際金融市場擾動。同時，當市場極度不安時，其他具有相似經濟結構的國家也會同受質疑，如巴西與墨西哥。所幸，近年巴西與墨西哥政府皆厲行撙節措施，前者有支持自由去管制化的總統加持，後者則有美墨加新協定（USMCA）支撐，不致於像阿根廷與土耳其般飽受衝擊。
九、在支撐這波美元強勢的原因仍在，使全球美元短缺仍會維持一段時間的情況下，匯率易較劇烈貶值的國家應積極採取一些措施，以減緩美元升值帶來的衝擊與防範系統性風險的發生。像是採行經濟成長的政策，厚植自身經濟實力；切勿再大幅擴增債務，維持穩健的財政預算；推行政策透明化，讓市場投資者廣泛地理解政策執行動態，並增加政策可信度，降低資金外逃的風險。此外，美國貿易戰方興未艾，美元升值損及自身貿易競爭力，將徒增貿易談判的複雜性，亦持續威脅全球經濟與金融的安定，都將讓全球經濟與金融市場擾動不休，亦彰顯美元升值所帶來的風險，不容輕忽。
（二）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各國期待30日川習會能替美中貿易戰降壓之際，美中科技戰的戰鼓又隱約響起，而且這次台灣更直接捲入成為當事人，其風險之高，台灣公私部門都要謹慎因應。大國的經濟對抗，是會導致整個產業結構消長變遷的結果。台美沒有貿易戰問題，但高科技卻可能被流彈擊中。短期內結構不易調整，建請行政院責成所屬相關主管機關應先盤點高科技領域「美台中」錯綜複雜的網絡關係，至少可先研判短期地雷所在，也才能進行長期因應。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就在各國期待30日川習會能替美中貿易戰降壓之際，美中科技戰的戰鼓又隱約響起，而且這次台灣更直接捲入成為當事人，其風險之高，台灣公私部門都要謹慎因應。近年來中國大陸憑藉著經濟實力、國家力量與市場規模，在高科技領域急起直追，早已被美國視為主要威脅。特別是從2015年北京成立半導體發展基金，傾全力追求半導體進口替代政策後，歐巴馬總統時期警示紅燈其實就已亮起。
二、301制裁案的理由，讓各界將目光放在強制技術移轉上，並祭出高額關稅制裁迫使中方改革。嚴格而言，目前美國的要求與中國的回應還在雞同鴨講的階段，因為美國關切的，是中國政府透過合資、併購及市場進入許可等條件，逼迫外商移轉科技。這些作法並非不保護智財權，而是權利所有人在非自願的情況下分享甚至移轉權利，因此中方強化智財權保護的承諾，跟美方的關切無法對齊，貿易戰還會繼續。
三、至於科技戰的第一槍，可以從對中興通訊祭出禁運制裁開始，不過當時的理由是中興通訊違反聯合國對伊朗的禁運管制，對美中對抗而言還算擦邊球。直到10月美國媒體爆出美商Super Micro處理器被解放軍植入後門晶片一案開始，才讓外界嗅到不尋常的氣氛。本案中被指控使用處理器的公司（Apple、Amazon）都是富可敵國，但除了嚴肅否認外，在興訟成性的美國竟沒有一家提告尋求天價賠償，顯得十分耐人尋味。
四、隨後美國於本月初以竊取美光營業祕密、威脅國安為由，對福建晉華實施禁運，並把技術援助晉華的聯電與外派人員一同起訴，提出200億美元天價罰金，才正式揭開美中科技戰的序幕。上周美國又繼續加碼，預計針對包含AI與機器學習、生技、基因工程、神經網路、微型無人機及機器人、有關航太之定位導航技術及量子運算等所謂「新興科技」，以保護國安為由，預計實施出口審查及管制，進行30天的公眾意見徵詢。
五、與此同時，中國大陸也正式反擊，針對美光等幾家外商半導體加速市場壟斷調查，一樣面對天價罰款的可能。中國是世界最大高科技市場，力量驚人。美中一來一往，正式進入「科技戰」階段。
六、對台灣而言，美中對抗的真正衝擊才剛要開始，未來挑戰至少有以下三個方面。首先高科技產業是台灣的經濟命脈，任何市場不確定性都對產業及總體經濟發展造成傷害；第二是美國要各國選邊的姿態愈來愈明顯，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日前才語重心長的表示各國被迫選邊的日子感覺就快來到。台灣高科技一直以「美中台」三角關係為基本運作架構，一邊是下單客戶，一邊有龐大市場，無論如何選邊都極為煎熬。不過形勢比人強，就在「晉華」案爆發後，聯電迅速宣布終止與晉華的合作關係，就是一例；第三的挑戰是美方幾次出手都有台籍業者涉入，隱約透露出台灣業者與陸商合作，成為取得美國科技第二軌道的跡象。這是一種普遍的模式還是個案尚待觀察，但以兩岸高科技合作密切程度來看，未來案件中繼續有我業者涉入的機率不低。這種模式輕則會讓台灣高科技業被牽連成為美國制裁對象，重則可能傷害台美高科技業間累積的互信，影響就會更為深遠。
七、當然，這些挑戰不是台灣才有；日韓某種程度也都要面對。不過千萬不能低估後座力。35年前，台灣與韓國的高科技產業開始起飛，跟美日當時的貿易戰有直接關聯，換言之，大國的經濟對抗，是會導致整個產業結構消長變遷的結果。台美沒有貿易戰問題，但高科技卻可能被流彈擊中。短期內結構不易調整，但建議政府至少先盤點高科技領域「美台中」錯綜複雜的網絡關係，至少可先研判短期地雷所在，也才能進行長期因應。
（三）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府完成的十個公投案所傳達出來的重大政策意義，其中，「反空污公投」和「反深澳電廠公投」分別以795萬票（占總投票率的73.8%）和759萬票（70.5%），通過法定的門檻之外，更重要的是，同意「以核養綠」的公投也以589萬票（54.4%）通過門檻。面對最新的民意和公投結果，建請行政院應該勇敢面對，並以具體的行動做出政策回應，特別是攸關國家能源治理與產業經濟發展的「2025非核家園」政策目標。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2018年選舉甫結束，執政黨在縣市長選舉慘敗之餘，還必須面對十個公投案所傳達出來的重大政策意義。其中，「反空污公投」和「反深澳電廠公投」分別以795萬票（占總投票率的73.8%）和759萬票（70.5%），通過法定的門檻之外，更重要的是，同意「以核養綠」的公投也以589萬票（54.4%）通過門檻。面對最新的民意和公投結果，蔡政府應該勇敢面對，並以具體的行動做出政策回應，特別是攸關國家能源治理與產業經濟發展的「2025非核家園」政策目標，值得蔡英文總統以及請辭被慰留的賴清德院長共同的再省思。
二、行政院發言人谷辣斯周二表示，政府尊重公投結果，將廢止電業法第95條第1項，不再為非核家園設定2025年的期限。賴清德院長則強調，這並不是不能建立非核家園的目標，而且也無涉核四。亦即政府仍會依期程推動非核家園的工作。
三、就法律的效力來說，此次公民投票的效力屬於「諮詢性公投」，固然是事實；但是，所謂「以核養綠」公投主文的內容，由於論及電業法第95條的「民國114年（2025年）」與「核能發電設備全部停止運轉」，也使得此次公投案具有針對特定法律條文，由全體國人進行「複決」的特殊政治意義。過去多年對於核能的廣泛爭議，這次因為「以核養綠公投」和「反空污公投」而再一次撕裂台灣社會，正方和反方的倡議團體包括「核能流言終結者」或是「南台灣廢核行動聯盟」，在網路世界上的平台或臉書，都是不遺餘力的透過科學資訊的嚴格檢視，提出各自贊成或反對核能的政策主張。
四、雖然反對「以核養綠公投」在「全國廢核行動平台」上，將之名之為「『核四又來了』公投」，同時質疑「以核『養綠』公投」的「養綠」決心。就此觀之，此次公投的結果如果還是沒有辦法解決這樣的政策爭議，勢必會激發起社會大眾對於舉辦公投意義何在的強烈質疑。
五、近年來在國際社會，公民投票所引發的重大政治風暴，莫過於英國的「脫歐公投」。前英國首相卡麥隆在2015年國會大選之前承諾，保守黨勝如果選後，將會舉辦一場要不要脫離歐盟的公投，也因為如此，保守黨在下議院取得過半的席次。當時意氣風發的卡麥隆首相原本以為2016年6月的脫歐公投不會真的通過，導致公投結果出爐後，自己為了信守政治承諾而倉卒下台。儘管脫歐公投本身並沒有法律上的效力，但是誤判政治形勢的結果則是，當時52%贊成脫歐的英國民眾，只比反對脫歐的48%，多出不到4個百分點，從而引發繼任的梅伊首相難以收拾的局面。為了後續與歐盟談判在政治上的底氣，梅伊首相提前解散國會，將原定2020年才要舉行的國會大選提早到2017年6月舉行，以取得民眾的支持；更沒有想到的是，保守黨卻因而失去下議院的過半優勢，接下來則是我們目前所看到的現況：缺少過半民意支持的脫歐公投結果，造成目前執政的保守黨，進退失據，兩面都不是人。
六、英國政府因為一場公投所形成當前的窘境，誠可謂是「沒有贏家，全民是最大輸家」的局面。而公投對於英國政治經濟上的重大衝擊，迄今都還是現在進行式。值得蔡總統警惕的是，公民投票雖然並不是萬靈丹，但是公投的結果卻可以做為政府施政或調整政策的重要參考，所謂「以核養綠」公投，對於國家政經發展的重大國策有其特別的意義，政府如果處理不當，影響到的甚至還有全體國人的身體健康與生命安全。
七、檢視此次「以核養綠公投」的民意，總投票率54.83%，1,083萬張公投票裡面，「同意」票數589萬（54.4%）超過「不同意」票數401萬（37.1%），無效票92萬（8.5%），「同意（以核養綠公投）」的票數超過493萬9,267票的門檻。換言之，「以核養綠」公投以沒有懸念的同意票數，通過法定的門檻，同意「廢除電業法第95條第1項，即廢除『核能發電設備應於中華民國114年以前，全部停止運轉』」。
八、過去兩年，政府一意孤行，硬是將2025非核家園入法，其後又急急如律令，不顧多數人民的反對，採取各種手段來達到非核家園的目標。結果空污更加嚴重，全台灣每一個國民都有切身的感受，這次則用公投來對政府政策表達嚴正抗議，也顯示政府的施政不能悶著頭幹。日前經濟部長沈榮津在立法院表示，預計在2個月提出新能源政策，期盼這是選後好的開始。
（四）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為了因應美中貿易戰帶動台商回流的需求，減少「缺工」問題對企業回台投資的猶豫，賴院長拍板了彈性放寬外勞政策。當台商回流台灣遭遇招工難問題時，樂見政府迅速做出反應，以彈性鬆綁外勞政策，回應企業短期內需要大量勞工的困境。在失業率維持穩定的前提下，建請行政院應儘可能暫時性彈性開放外勞，讓企業度過短期危機。只要企業的總僱用人數增加，按照企業的投資金額，讓企業的新增外勞有不同比率是可維持2,000元的就業安定費。這樣的彈性鬆綁，讓中小企業可以利用台灣舊廠房與舊機台，完成大陸產能的轉移，既降低產能轉移成本，且豐富了台灣的產業供應鏈。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在此次九合一選舉後，行政院長賴清德宣布加大力道拚經濟。為了因應美中貿易戰帶動台商回流的需求，減少「缺工」問題對企業回台投資的猶豫，賴院長拍板了彈性放寬外勞政策。政策仍可更為鬆綁，讓更多小型企業能夠適用，以度過美中貿易戰危機。
二、在美中貿易戰的陰影下，在大陸投資台商迫切需要立即建立中國以外的生產據點。已經有多家企業陸續將大陸產能搬回台灣，例如筆電代工大廠廣達宣布回台投資計畫，並砸下42.8億元在林口購地，將高階產品搬回台灣生產；國內自行車廠龍頭巨大宣布，將把中國廠一年約30億元的外銷訂單移回台灣生產。但當台商陸續在台灣擴大產能時，就立即面臨招工不易的困境，尤其不少台商已是世界級企業，產能龐大，招工動輒數百人，例如巨大啟動回台生產，立即就面臨300名勞工的缺口。
三、近年台灣失業率穩定下滑，季調失業率從2017年元月的3.84%，一路降到今年9月的3.7%；數據也顯示今年來青年（15~29歲）失業率是近十年來的低點，說明少子化浪潮使國內的餘剩勞動力有限。再者，近來回台企業所需勞動力，多是工廠內生產線產品組裝，此種單調重複性高的工作內容，恐怕對勞工不太具有吸引力。當台商回流台灣遭遇招工難問題時，樂見政府迅速做出反應，以彈性鬆綁外勞政策，回應企業短期內需要大量勞工的困境。
四、2010年10月起勞動部依照不同產業的3K程度，核定不同的外勞核配比，分別是為10%、15%、20%、25%、35%等五級。此外，為了因應產業特殊缺工的彈性用人需求，2013年3月起實施外加就業安定費附加外勞數額機制，雇主可於3K五級制下，每聘用一位外勞上繳2,000元就業安定費的規定之外，額外付出就業安定費3,000元、5,000元、7,000元，即可分別提高5%、10%、15%的比率，最高可達40%。
五、目前政府因應台商回流的方案是，在3K五級制基礎上，暫定到2021年底為止的三年時間內，擴大10%比率，但上限為40%。以電子組裝業來說，3K五級制的基本外勞核配比是10%，但在新的彈性措施下可以增加到20%；如果再加上「額外增加」上限的15%，最多可以到35%，並未觸及40%的天花板上限。
六、既然外勞僱用原本就有「額外增加」的額度，此次的「暫時性」彈性措施，最重要的意義並非是增加僱用外勞額度，而是新增10%外勞的就業安定費可以維持在3K五級制的2,000元，實質降低企業增加外勞的總成本。
七、然而，此次的外勞鬆綁有三大限制，勞動部主張科技產業投資金額需達2.5億元以上，其他產業需5,000萬元以上；科技業要求聘僱本勞100人、其他產業50人，本勞平均薪資應達3萬元等三項條件。而後在國發會、經濟部的建議及賴院長的決定下，可以「增聘一定比例」做為本國勞工僱用門檻的替代方案。儘管賴院長鬆綁了本國勞工門檻限制，但是投資金額門檻限制，恐怕也需檢討。
八、2012年所推動「加強推動台商回台投資方案」中實施過外勞優惠政策，當時對於新投資案，提供三年或五年的免附加就業安定費優惠，但實際所吸引的回台新投資有限，主要因素之一就是該方案限制最低投資額度為1億元，成為獨惠大企業，忽略中小企業的跛腳政策。要吸引台商回流，終端產品組裝大企業與零件供應商的中小企業同樣重要。過去大陸台商電子業對於越南投資躊躇不前，就是因為當地缺乏零件供應鏈。
九、在失業率維持穩定的前提下，儘可能暫時性彈性開放外勞，讓企業度過短期危機。只要企業的總僱用人數增加，按照企業的投資金額，讓企業的新增外勞有不同比率是可維持2,000元的就業安定費。這樣的彈性鬆綁，讓中小企業可以利用台灣舊廠房與舊機台，完成大陸產能的轉移，既降低產能轉移成本，且豐富了台灣的產業供應鏈。
（五）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行政院主計總處最近發布2018年第3季未經季節調整實質GDP2017年同季比較之經濟成長年率概估為2.28%，比較8月份所作預測值2.36%，明顯減少了0.08個百分點，而最令人擔憂的是，過去連續四個季度的成長，卻是呈現非常不堪的逐季逐季加速度遞退趨勢。而且經過季節調整後的實質GDP，折算年率之經濟成長率則更僅止有1.92%，跌破了政策下限目標最低抵抗線水準的2%，主要原因出於國內消費成長嚴重不如預期。總體經濟及內需外需之衰敗情勢，真的亟待主政當局聚力用心拚經濟搶救。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今年下半以來，臺灣經濟的加速度遞退趨勢，引發社會的普遍憂心。九合一地方大選結果，展現出絕大多數民意取向，是將民生經濟列為絕對優先，而高度鄙棄政治意識形態抗爭與統獨辯正之類訴求，祇要有本事拚經濟，能把國民經濟真正拉抬振作起來的，才是最能符合今天眾多百姓期待想望的治國策略與領袖特質；因此大選之後，整個社會目光聚焦重點，正是今天臺灣情勢的良窳，以至明年以後發展前景的看好與看壞。
二、今年下半以至於2019年的全球經濟大環境態勢，並不甚好，歐洲最負盛名經濟預測機構德國IFO經濟研究院日前公佈，全球經濟氣候指標在2018年第四季呈現三個季度連續挫跌劣象，顯示全世界經濟成長將進一步放緩；針對臺灣情勢，IFO報告預期，在未來的六個月，臺灣社會的「整體經濟」表現，預測指標值正持續下探，即將創出2012年第一季以來的新低記錄，趨近歐債危機當時水準。
三、IFO這項世界經濟調查報告顯示，全世界經濟氣候指標，已由上期預測的正數2.9點下降至負數2.2點，這是最近兩年半以來的最低檔預測值，令人莫大憂心，而這其中又以包括臺灣在內的新興市場經濟及開發中國家經濟體跌幅最深。特別是，受到全球貿易戰爭延燒不歇及國際金融緊縮的影響，各方專家機構對臺灣整體經濟未來的判斷也多數越發轉趨保守。
四、行政院主計總處最近發布2018年第3季未經季節調整實質GDP2017年同季比較之經濟成長年率概估為2.28%，比較8月份所作預測值2.36%，明顯減少了0.08個百分點，而最令人擔憂的是，過去連續四個季度的成長，卻是呈現非常不堪的逐季逐季加速度遞退趨勢。而且經過季節調整後的實質GDP，折算年率之經濟成長率則更僅止有1.92%，跌破了政策下限目標最低抵抗線水準的2%，主要原因出於國內消費成長嚴重不如預期。
五、國人出國人次成長幅度降為6.23%，股票市場成交值增幅亦減緩為8.35%，併計其他各項並剔除物價因素後，概估2018年第3季民間消費成長僅及1.90%較上次8月份所作預測的成長2.31%數字，銳減達0.41個百分點，以至對經濟成長貢獻達不到1個百分點，與過去幾季，乃至五年情勢，無法相提並論。
六、在臺灣整體外需市場方面，在輸出與輸入相抵之後，國外淨需求對經濟成長的貢獻度，也出現了令人意外的負貢獻1.88個百分點劣化情勢，對2018整年經濟成長態勢，當然顯得特別不樂觀。
七、今年頭三季的對外輸出，因為受惠於全球經濟穩健成長，新興科技應用續呈活絡，加以國際原油價格持續走高，2018年第3季按美元計價商品出口創歷年單季新高，惟因基數較高影響，增速減緩，年增3.05%（以新台幣計價增4.40%），其中占比最高之電子零組件增2.46%，其他與原油相關產品如礦產品、化學品與塑橡膠製品，以及基本金屬及其製品與機械等均呈增勢；加計服務輸出並剔除物價因素後，商品及服務輸出實質成長1.42%（8月預測成長1.15%）。
八、其實，這也預示了我國外銷成長有了鈍化萎退的跡象，值得特加注意。至於輸入方面，則受出口引申需求持穩，國際原物料價格上揚，以及半導體設備進口回升的帶動影響，2018年第3季按美元計價商品進口額顯著增高13.96%（按新台幣計價則更是增高達15.44%，併計服務輸入並剔除物價因素後，商品及服務輸入實質成長5.23%，相對於8月份預測的成長4.48%，金額膨脹數字不算太小。究其根本原因，還是因為強美元與弱臺幣的貨幣地位劣勢所肇致。總體經濟及內需外需之衰敗情勢，真的亟待主政當局聚力用心拚經濟搶救。
（六）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以核養綠、反空污、反深澳3公投案通過，顯然民意寧要核電不要煤電，行政院長賴清德26日已鬆口，強調「我是民主萬歲的人」，承諾會尊重公投的結果。建請行政院順應民意，找來專家，檢討、修正現行政策，在供電穩定安全、空氣品質優先、電價合理前提下，繼續開發綠能，火力發電視空污實際情形調整，並延緩或取消廢核。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以核養綠、反空污、反深澳3公投案通過，顯然民意寧要核電不要煤電，行政院長賴清德26日已鬆口，強調「我是民主萬歲的人」，承諾會尊重公投的結果。行政院發言人KOLAS在27日也表示，依照公投結果，不再為非核家園設定2025年的期限。2025年非核家園目標已出現變數，如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說的「下一個戰場在立法院」。
二、上周六「大選綁公投」投票中，通稱為「以核養綠」的公投案，得到589萬張同意票，達到過半的54.42%，代表超過半數民眾贊成廢除民進黨全面執政後，在立法院利用優勢席次通過的「2025年全面廢核」條文，也代表超過半數民眾不反對核電。
三、對此公投結果，行政院發言人KOLAS在25日宣稱，自公投結果公告第3日起，《電業法》第95條第1項廢核條文失效，但政府推動2025非核家園目標不變，因為實務上已來不及。不過在引起反彈後，賴清德在立法院表示，將尊重公投結果，並說「如果要以空污作為標準，最好的能源，就是核電。」27日KOLAS更表示不再為非核家園設定2025年的期限，顯示非核家園政策已轉彎。
四、從縣市長選舉結果也可看出民眾對政府為了廢核而增火力發電，從而引發空污惡化的反感；原本綠營認為「穩定領先」的台中市，國民黨盧秀燕強打空污牌，讓現任市長林佳龍大輸20萬票而翻船。新北市候友宜選戰初期強打深澳電廠，讓這個為非核家園而變成政府口中「非蓋不可」的電廠，成為拖累綠營最大的負擔，終而逼使行政院在選前宣布「不建深澳電廠」。高雄韓國瑜除了強打經濟牌外，同樣也打空污牌，強調上任後會先徹查高雄市使用燃煤的工業、減少火力發電污染。
五、兩年餘來，政府堅持非核家園政策，放著不排放污染物的核電不用，讓火電比例大幅增加，全台空污惡化，已成為民眾的切身感受與恐慌來源。不論政府如何為「整治空污成效佳」辯護、強說火電不是空污主要因素，甚至說「乾淨的煤」不製造污染，都不必懷疑民眾自有判斷，絕不盲從；這也是國民黨提出「反空污」、「反深澳電廠」公投案，都能得到750萬以上、超過7成同意票支持，由此可知民眾對空污惡化之反感。
六、不論是從公投或是縣市長選舉的結果，都可看出民眾對非核不再支持，反而過半不反對核電，對空污惡化卻是深惡痛絕，行政院不能無視民意的反撲。事實上，就在行政院發言人強說，放棄非核「來不及」後，台電卻出來打臉，稱核二、核三要延役問題不大。
七、過去兩年多，政府強推的能源政策，造成全台電力備轉容量率長期處於個位數字的低檔，缺電風險揮之不去，為了滿足用電需求持續增加火力發電，造成空污惡化、民怨四起；企業界因擔心缺電不敢放手投資，造成民間投資低落；蔡政府宣傳要替代核電的綠電，不僅進度落後，且價格高昂，勢必拉高電價，讓企業對長期投資環境感到不安；增設火力發電機組，更在各地造成生態環境的破壞，引發生態團體的撻伐。
八、政府若無視公投與選舉結果，堅持推動錯誤的能源政策，首先將有違法之虞，日後可能遭到究責。更重要的是，蔡政府動輒「非核家園是全民共識」的說法，在公投通過後已經不復存在。因民進黨勝選而形成的「全民共識」，是一種間接民意，公投所反映的卻是憲法明定的複決權直接民意。蔡政府若堅持間接舊民意，無視直接新民意，民意必將反彈，不利2020大選。
（七）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台灣10月的景氣持續亮黃藍燈，以及景氣領先指標也都呈現下滑。行政院除了必須對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上，要做出與時俱進與禁受得起檢驗的盤整、補強之外，有鑑於兩年一次交替舉行的地方選舉與總統、立委選舉，容易導致執政團隊在制訂政策時，會在能夠立竿見影與必須假以時日效益才會呈現之間出現傾斜現象，而不利於國家、社會的永續發展。建請行政院所盤整出的改革對策，應該要能夠兼顧長期發展的布局與對策，並強化計畫的執行力，挹注內需動能，來穩定經濟成長。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受到中美貿易戰歹戲拖棚影響，邇來國際間各種財經專業智庫，在前瞻預測2019年全球經濟走勢時，不約而同的都採保守甚至悲觀的看法。也許是受到這種氛圍的暈染，台灣10月的景氣持續亮黃藍燈，以及景氣領先指標也都呈現下滑。為此，國發會主委陳美伶28日在立法院答覆立委質詢時，明確表示國發會目前正在盤點各部會的公共建設計畫，期望藉由強化計畫的執行力，挹注內需動能，來穩定明年的經濟成長。
二、陳主委並進一步說明，有些計畫很好，但遇到困難，這時候就必須趕快調整計畫的優先次序。如果因應的好，便可以為經濟注入內需動能，否則一切都可能落空，因此強化執行力非常重要。陳主委的這番論述，聚焦於強化政府公共建設計畫的執行力，首先就是印證了至少在蔡政府主政的這兩年半，儘管提出了發展5+2產業，編列「前瞻基礎建設」經費預算等林林總總的公建計畫，但顯然執行績效不彰，並成為此次九合一選舉執政黨慘遭挫敗的關鍵因子。
三、執政團隊在付出敗選的代價後，才醒悟強化執行力的重要性。但所謂強化執行力，如果被解讀為不計代價也要貫徹到底，甚至不惜橫柴入灶，則其結果反而可能會製造出更多的問題與後遺症，印證了古人所說的「治一經卻損一經」，乃至於損好幾經。
四、除了強調執行力的重要性時，也要兼顧其是否具可行性之外，陳主委有關「有些計畫很好，但遇到困難時，就必須趕快調整計畫優先次序」的論述，同樣也有待進一步的驗證。沒有錯，即使計畫很好，在遇到困難時，既不宜硬拗到底，也不能只是束手無措的坐困愁城。然而，當要調整計畫的優先順序時，則不只要面對是否政策、計畫髮夾彎的質疑，同時還要被檢視執政團隊是否在敗選之後，就會把原先草率推出為執政黨藉候選人政見支票背書的一些公建計畫，在該候選人落選後就順勢「調整掉」。果真如此，豈非坐實所謂的「前瞻建設計畫」不只是「錢沾計畫」，甚至已變質為以公款為特定候選人助選的「新版國庫通黨庫之錢沾計畫」了！
五、除了提醒國發會在執政團隊敗選後，於盤點所謂「總體經濟對策」時，不論是檢討如何強化計畫的執行力，或是調整公建計畫推動的優先順序，都必須慎防陷入政策盲點與執行誤區，本報在九合一選後整理出重大財經政策可能受到的衝擊分析，包括大林蒲循環專區在綠地變藍天後，是否還有必要推動；反核食公投案過關後，對爭取日本支持台灣加入CPTPP的變數與對策；以及地方選舉變天，財政收支劃分法的修法方向是否受到連帶影響等等，正好具體顯示蔡總統上台以來雷厲風行的各項改革措施與公共建設計畫，在形同被多數選民投下不信任票之後，執政團隊的確已經陷入進退失據的兩難困境。我們認為，脫困之道，不論是盤點各項政策、計畫的優先順序，或是落實強化行政團隊的執行力，關鍵因子應在於其出發點到底是基於國家、全民的前途、利益考量，抑或仍只是著眼於政黨一時之私利。而這種公、私之別，處於今天資訊透明化的時空背景下，可不是執政團隊自己說了算，而是要接受全民通過手中選票的驗證。
六、行政院除了對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上，要做出與時俱進與禁受得起檢驗的盤整、補強之外，有鑑於兩年一次交替舉行的地方選舉與總統、立委選舉，容易導致執政團隊在制訂政策時，會在能夠立竿見影與必須假以時日效益才會呈現之間出現傾斜現象，而不利於國家、社會的永續發展。我們也寄望執政團隊在痛定思痛之餘，所盤整出的改革對策，至少要能夠兼顧長期發展的布局與對策。譬如代表蔡總統出席APEC領袖峰會的張忠謀呼籲當政者應解決數位經濟的四大困境，乃至於參加APEC企業諮詢委員代表詹宏志針對數位科技所帶來的衝擊與機會，所提出的五大建議等。
（八）本院許委員淑華，針對普悠瑪出軌事故讓東線「小高鐵」的安全問題徹底暴露，台鐵的貧病老殘窘態也攤在陽光下。行政院調查小組公布了初步調查報告，台鐵局長換人，行政院也火速展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運安會）的籌組。台鐵的改造是當務之急。其貧病纏身不是新聞，但怎麼解並不難，建請行政院思考台鐵公司化及合理調整票價，並認真面對問題找出病因。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普悠瑪出軌事故讓東線「小高鐵」的安全問題徹底暴露，台鐵的貧病老殘窘態也攤在陽光下。行政院調查小組公布了初步調查報告，台鐵局長換人，行政院也火速展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運安會）的籌組。一件嚴重的火車出軌，政府卻散槍打鳥似地把問題指向各個不相干的環節，沒有抽絲剝繭的能力，也完全無法聚焦。這種檢討方式，究竟是要了解真相，還是在掩蓋真相？
二、行政院調查小組端出「起司理論」，判定出軌原因是組織、設備、程序、人員、環境同時出問題，而釀致出軌事件。這種作法，把「起司理論」當成最佳遁詞了。調查小組宣稱這只是初步調查結果，但嗅得出蒙混結案的意味，五環同時出問題的機率太低了。鐵路原本是最安全的運輸方式，但政府卻把普悠瑪的安全推給「運氣」，這是極不負責的說法。
三、調查小組必須明確告訴大家：超速是果、還是因？如果是因，且是司機員的失誤，那麼問題至少是在可以改善的範圍。如果超速是果，是機件或控制系統出錯導致列車失速，那就是很嚴重的問題。必須先找出確切原因，才可能準確修正補強，不是嗎？台鐵目前要求普悠瑪列車行經彎道必須限速四十公里，這也是個笑話。我們高價買普悠瑪，就為了彎道可以不減速行進；若要限速四十，那購買陽春鐵皮車不就好了？
四、台灣的災害調查情境，一直處於扭曲的局面。長期以來，僅飛航安全事故調查是釐清事故真相第一，之後再來追究刑事及行政責任，可與國際接軌。其餘不管火災、其他道安事故，都是真相、刑事、行政責任「平行調查」。一旦司法權的刑事、監察權的行政介入，純粹的釐清真相，即遙不可及。這次普悠瑪事故，刑事調查搶先介入，行政調查次日才成軍，現場已破壞，關鍵文書也遭查扣。
五、成立「運安會」的目的旨在調查真相，俟真相釐清，再談刑事及行政責任。這是各國對災難調查的通則，行政院、立法院都應有此認知。否則，若被第一時間的感覺牽著走，真相永遠查不清楚。不知真相，即無法對症下藥，責任追究變成只是在「抓鬼」。
六、要成立「運安會」，行政院須先爬梳既有的法律體系，以確認其獨立地位。以目前的構想，運安會是統籌海、路、空重大事故調查的國家級機構，但這正面衝撞《災害防救法》條文。《災防法》第三條第四款明訂：海、陸、空的道安事件由交通部主管，除了救災，還要防災。一旦《運安會組織法》三讀，兩個單位權責勢必衝突，必然亂象叢生。
七、蔡總統執政兩年多來，最大的特色是不斷成立新機構及黑機關。明明各部會組織法都有明文規定，但執政黨一有政治需要，黑機關就冒出來。兩年多未曾間斷的食安事件，行政院內臨時成立相應機構；兩岸政策因拒絕西向改走新南向，又成立了莫名所以的黑機關。這些黑機關的共同特色是目標不明，充斥臨時心態，摸著石頭過河。運安會固定位明確，但以蔡政府濫用私人的作風，未必能寄予期望。
八、台鐵的改造是當務之急。其貧病纏身不是新聞，但怎麼解並不難，公司化及合理調整票價是兩帖重要藥方。但甫下台的交長吳宏謀不准台鐵公司化，又下令票價凍漲，這真是「請鬼拿藥單」。新任台鐵局長張政源不碰台鐵救命的任督二脈，反而大談如何賣排骨便當，這是自貶格調。張政源不碰任督二脈，理由是不想強碰工會，這理由其實不通。桃園機場、台中港務局都已順利與工會溝通完成公司化，且運作順暢。台鐵為什麼不能？
（九）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行政院院會於11月下旬審查通過金管會擬具之「銀行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但各界關切的則是，修正條文第35條之2，落實負責人遵守競業禁止之基本盡職條件，增列授權主管機關得就禁止銀行負責人涉及利益衝突事項，訂定相關規範，也就是一般人所說的「金金分離」條款。有些金控或銀行，在董事會之外，另設體制外的實質控制團體，在董事會前先集會做成決議，交由公司派董事在會上照表操課。體制外的實質控制團體成員，甚至包含財團其他公司人員或元老重臣，此舉讓公司治理制度形同虛設。雖然「事出有因，查無實證」，若要讓制度有效落實，建請金管會應強化「吹哨人制度」，保護及重賞「吹哨人」，讓吹哨人與監理機關「裡應外合」，落實健全公司治理的初衷。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行政院院會於11月下旬審查通過金管會擬具之「銀行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草案中包含為強化防制洗錢國際合作，增訂第51條之2，規定政府得與外國政府、機構或國際組織簽訂合作條約、協定或協議，並基於互惠原則得請相關機關、機構依法提供必要資訊予該外國政府、機構或國際組織。但各界關切的則是其他的修正部分，包括修正條文第35條之2，落實負責人遵守競業禁止之基本盡職條件，增列授權主管機關得就禁止銀行負責人涉及利益衝突事項，訂定相關規範，也就是一般人所說的「金金分離」條款。
二、各界關切的另一個重點則是調高罰則章之罰鍰上限，修正條文第127條之1、第128條至第131條及第133條之1，以達到嚇阻違法之效果；為求寬嚴並濟，增列主管機關對於違規情節輕微者得予免罰，另採適當之導正措施。有趣的是，媒體報導這部分時，報導的重點幾乎都在銀行違規情節重大的罰鍰上限從1,000萬元提高到5,000萬元；至於情節輕微者得予免罰，另採適當導正措施，則幾乎都略而不談，忽略了金管會「寬嚴並濟」用心良苦的美意。
三、金管會顧立雄主委上任以來，竭力強化與其多年法律專業素養最有關連的監理領域：「健全公司治理」。5月17日公布有關公司治理的三大改革，包括落實「金金分離」、提高專業自然人董事名額與限縮委託書徵求資格。此次「金金分離」原則納入銀行法第35條之2修正案，並且經過行政院院會通過，顯示顧主委對「金金分離」不是說說而已，而是玩真的。從5月17日迄今，由宣示到落實，顧主委讓人看到他擇善固執的一面。事實上，產業集團在不同金融機構插旗董事，容易引發「競業禁止」與「營業祕密外洩」等問題。
四、顧主委對於「產金分離」原則，也立場堅定。在2月18日接受媒體採訪時，談到「產金分離」原則，他撂話「零容忍」，強調不會手下留情。果真在8月8日依金管會職權以金管銀控字第10702715680號函發給銀行公會。公文中首先重申「產金分離」要旨：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之董事長或總經理都不得擔任其他非金融事業之董事長、總經理或職責相當之人；接著強調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應就規定之實質意旨，落實負責人兼任非金融事業職務之管理。
五、落實負責人兼任非金融事業職務之管理，包括下列三點，媒體稱之為「產金分離三原則」或「產金分離三紅線」，亦即，(一)訂定負責人兼職行為之內部管理機制：非金融事業之董事長、總經理或職責相當之人兼任金融業職務者，若兼任副董事長職務，僅於董事長短期請假或缺位時，代理董事長之職務，而未於內部權責劃分及一般公文流程中具有准駁權限，即非屬具首長性質之職務。反之，則認屬之。(二)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之董事長、總經理已兼任非金融事業職務者，應請其出具承諾符合上述規定及避免利益衝突之承諾。(三)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之副董事長已兼任非金融事業董事長、總經理或職責相當之人者，該等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應依下列事項辦理：1、檢視副董事長職務是否具實質首長性質，若是，即應於一定期間內修正內部分層負責機制及董事會提案作業等之公文簽核流程。2.、列入內部控制查核項目，由稽核單位持續控管。
六、上述第(二)點所稱之承諾，至少應包括：1、本人兼任非金融事業之職務，並無董事長、總經理或職責相當之人之權責。2、本人於任職金融機構期間，應落實執行利害關係人控管機制，並符合相關規定。3、本人應對所任職之金融機構善盡忠實義務，對於本人兼任職務之其他事業，如與任職之金融機構有利益衝突時，應以所任職金融機構之利益為優先考量，且應迴避以本人於金融控股公司或銀行任職負責人期間所獲知之資訊，從事與所兼職事業相關投資等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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