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公報 第107卷 第21期 院會紀錄
立法院公報 第107卷 第21期 院會紀錄
質詢事項
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由總統主持的「對外經貿戰略會談」似乎已成為政府的例行常態。理論上這是好事，代表政府對經貿政策的重視；但從過去幾次會議的結果觀察，感覺在數十年來經貿環境變化最為迅速又不可測的當前，政府除了新南向政策以外，其他議題都只見回應不見主軸，相當令人憂心。幾乎所有的經貿政策都有相互牽動，彼此影響的關係；更關鍵的是經貿政策只是落實總體經濟政策的一部分，不應獨立存在。當前的經貿政策，卻出現這種只有回應國際情事，卻與經濟政策拆分、斷鏈之感。行政院應先對台灣經濟發展需求有共識，有總體藍圖，才能把這條斷鏈接上，找到規劃的根屬。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由總統主持的「對外經貿戰略會談」似乎已成為政府的例行常態。理論上這是好事，代表政府對經貿政策的重視；但從過去幾次會議的結果觀察，感覺在數十年來經貿環境變化最為迅速又不可測的當前，政府除了新南向政策以外，其他議題都只見回應不見主軸，相當令人憂心。
二、仔細看看去年底「對外經貿戰略會談」的結論，除了要成立好幾個新南向辦公室、工作組外，討論的議題也很廣泛全面。從CPTPP、川普稅改、日本與印度推動的印太成長走廊，到韓國「新南向政策」都有觸及，更要求政府要前瞻、通盤、全面以及戰略高度，來擬定長程的策略規劃與執行藍圖。
三、，從第一次「對外經貿戰略會談」開始，各次會議結論大概總可歸納成二個不變的部分，一是新南向政策，一是好好因應規劃；前者日見成效，後者則正在只聞樓梯響的階段。
四、欠缺回應台灣經濟結構挑戰的長程規劃與藍圖，這個問題是顯而易見的。以產業外移為例，去年中研院出版的《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一書，再度指出產業外移是就業與薪資雙凍漲的元兇。然而在欠缺戰略性思維下，新南向政策仍將簽署「投資保護協定」當成是重要業績，卻不思對方投資保護越高，產業外移就越快的問題。最近討論很多的「幸福路上」，也鮮明的凸顯出台灣在「後經濟奇蹟」的困境，已經導致許多人夢想只剩幻想，可惜政府的許多政策，如協助降低關稅障礙、繼續鼓勵代工出口，仍是「經濟奇蹟」階段的思維。
五、再以蔡總統要求以「追求最大化自由貿易」為目標，全面參與雙邊或區域多邊貿易談判為例，大家都知道兩岸關係是其中的關鍵變數；但在政府「不在壓力下屈服」的立場下，兩岸關係在可預見的未來，不易改善，北京的國際圍堵只會加大力道，是顯而易見的趨勢。我們可以不屈服於北京，卻看不到如何突破圍堵參與談判的策略及推動作法，使得「全面參與雙邊或區域多邊貿易談判」只是華麗卻無根的空談。面對川普凡事「美國優先」的經貿政策，我們到底是該展現誠意爭取上談判桌，還是盡量低調不要引起美國注意，也因欠缺總體長期思維而顯得手足無措。
六、台灣經濟發展的困境特徵為何？需要怎樣的經貿政策協助解決？而要讓薪水能夠成長、就業機會增加，以及所得分配更加平均，又需要怎樣的經貿政策作工具？同時符合台灣利益的經貿政策，是否能融入世界潮流？
七、我們要加入CPTPP以及加入所有的經貿談判，中國因素的角色有多重？而除了改善兩岸關係外，方案B甚至方案C為何？蔡總統在30年前親自參與了WTO入會談判的過程，必然也清楚中國從頭到尾反對台灣加入。即便對岸經濟實力大幅躍進，但當初都能說服美國開口力挺，今天或許也還有機會用他法突圍。
八、幾乎所有的經貿政策都有相互牽動，彼此影響的關係；更關鍵的是經貿政策只是落實總體經濟政策的一部分，不應獨立存在。當前的經貿政策，卻出現這種只有回應國際情事，卻與經濟政策拆分、斷鏈之感。我們要先對台灣經濟發展需求有共識，有總體藍圖，才能把這條斷鏈接上，找到規劃的根屬。
（二）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科技部希望推動「科技部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期能對科技部、科技會報、經濟部等部會定位做出明確分工；並擴大科技部業務範圍，納入經濟部門業務；最後強化科技部角色，科技預算審議交由科技部主導等。本席建議：科技資源的分配仍應由科技會報進行，避免科技部負責執行研發計畫，又兼具負責資源分配可能產生的本位主義。科技部應加強基礎研究，而中游的應用研究、下游的技術發展，仍應由對產業較了解，輔導能量較充足的經濟部主導較適合。其間科技部和經濟部的部會協調、合作則仍由科技政委主其事。但若政府仍執意於部會間的明確分工，要求行政院應將國家科技產業經費一分為二，分成科技研發、產業研發兩大塊。科技部負責科技研發及執行（科技專業預算），而經濟部則負責產業相關研發及產業的發展（產業專業預算），並由各自培養自己的智庫、研究機構進行政策規劃、研發及產業化，在權責相符下，部會間良性競爭，反而有利於提升各自的競爭力。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最近，科技部、立法委員及少數學者希望推動「科技部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主要目的有三，其一，針對科技部、科技會報、經濟部等部會定位做出明確分工；其二，科技部擴大業務範圍，納入經濟部門業務；其三，強化科技部角色，科技預算審議交由科技部主導等。從表面上看，科技預算執行單位予以明確分工，並由科技部統一事權進行科技資源的分配與計畫審議，可以降低科技資源的重覆投資。同時，科技部接手部分的經濟部中下游研發業務，有助於科技的基礎研究、中游應用研究及下游技術發展的上中下游協調、整合，連成一氣，使產學研合作加強，提高科技預算的執行效率。
二、然科技部執行能量能否消化龐大的科技預算：根據科技部的規劃，未來該部擁有科技預算的審議大權，科技部的科技預算勢將大幅增加，但上游的基礎研究，欲移轉至中下游的應用研究、技術商品化，必須有足夠的執行人力、機構，才能落實執行。以往科技部為科技政策的制定者，但缺乏科技研發的執行經驗、能量，短期內也不易馬上到位。而下游技術移轉、商品化、輔導及對業界的了解，也並非科技部所擅長，未來科技政策在應用、商品化的各個環節可能出現的斷層、真空，必須審慎因應。
三、科技資源配置失衡，不利科技預算執行績效：眾所皆知，台灣產學合作效率不佳，過去每年耗費數百至上千億的國家型計畫，其效率、績效評估向來飽受爭議。同時，基礎研究應用，移轉至產業界的比重，也遠遠不及日本，更遑論美國。在產學合作不佳，科技上游研發到下游商品化效率不彰的情況下，將更大筆科技資源再投入上游的基礎研究及其主管單位的科技部，導致資源更扭曲的配置，在投入產出績效降低下，產業發展的腳步勢將遭受衝擊。
四、科技研發預算分配及執行單位集中於科技部，在球員兼裁判下，資源如何公平分配？目前科技會報負責審議、資源分配，如資源、執行集中於科技部，在本位主義思考下，對科技資源的配置勢將嚴重失衡。在頭重（上游基礎研發經費配置多）、腳輕（中下游應用研究、商品化預算少）下，對原本預算已多於經濟部的科技部，更將一面倒的失衡。如何兼顧資源公平分配，使在第一線推動產業發展的經濟部有足夠資源，來強化產業優勢及出口競爭力，必須正視。
五、權責必須相符以提高科技研發的效率：根據科技部規劃，科技負責研發、應用研究、而下游的商品化、輔導仍交由經濟部，勢將形成大筆經費在握的科技部卻不須負最終商品化的成敗責任，導致有權無責，不利經濟效益、產業競爭力的提升。
六、績效指標（KPI）應明確，使民眾、企業有感。科技部以創新家數、獨角獸家數目KPI，這些都是投入面而非產出面指標（就業、投資），因台灣目前的創新創業仍以點為主，非全面性，對吸引投資，創造就業有限。而科技的獨角獸，除了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外，著重在資本市場的操作，只有少數公司，少數企業及少數投資人藉資本操作獲利。因此，未來KPI必須更著重投資、創造就業等產出面的KPI。
七、科技資源應避免重複投入，導致資源的浪費：為求績效、討好年輕人，以及吸引媒體矚目。各部會紛紛跳下來規劃創業計畫，鼓勵青年人創業。但創業失敗率高，反而使青年人涉入更大風險，而且資源重覆配置，上中下游研發分工紊亂，對產業競爭的提升幫助有限。
八、展望未來：科技資源的分配仍應由科技會報進行，避免科技部負責執行研發計畫，又兼具負責資源分配可能產生的本位主義。科技部應加強基礎研究，而中游的應用研究、下游的技術發展，仍應由對產業較了解，輔導能量較充足的經濟部主導較適合。其間科技部和經濟部的部會協調、合作則仍由科技政委主其事。
九、如政府仍執意於部會間的明確分工，應該是將國家科技產業經費一分為二，分成科技研發、產業研發兩大塊。科技部負責科技研發及執行（科技專業預算），而經濟部則負責產業相關研發及產業的發展（產業專業預算），並由各自培養自己的智庫、研究機構進行政策規劃、研發及產業化，在權責相符下，部會間良性競爭，反而有利於提升各自的競爭力。
（三）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行政院副院長施俊吉說，未來四到六年內，只要每年基本工資上調的幅度超過GDP成長率，基本工資就有可能調整到3萬元。現在政府把基本工資調整到3萬元當做目標，如果真的做到，相信所有國人所樂見。建請行政院要做的應該是創設更好的企業經營環境，讓企業有更多投資和賺錢的機會，在經濟成長之後，企業必會增加僱用員工，平均薪資就會上升，此時政府調漲基本工資就會水到渠成。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行政院副院長施俊吉說，未來四到六年內，只要每年基本工資上調的幅度超過GDP成長率，基本工資就有可能調整到3萬元。他以去年經濟成長率2.58%，而基本工資調升4.5%為例，來說明未來幾年如果都以相同速度來調整的話，就有可能達成。前總統陳水扁競選時有一句響亮的口號，「有夢最美，希望相隨」；現在政府把基本工資調整到3萬元當做目標，如果真的做到，相信所有國人所樂見，未來民進黨政府要再長期執政，一定水到渠成。
二、但是，事情真的那麼簡單嗎？基本工資固然是由政府主導，但是真的不必反映經濟成長趨緩的現象？也不必考慮企業主的反應嗎？現在是民智大開的時代，我們認為政府官員在發言或是考慮政策時，應該多方平衡考量，不然就會像「一例一休」的再版「順了姑情，逆了嫂意」；到時候，不但基本工資到不了3萬元，反而讓失業率飆漲，造成全體國民受苦，這才是最大的損失。
三、民國86年時，基本工資調整為15,840元，維持了一段很長的時間，直到民國96年陳水扁總統在任的最後一年才調整到17,280元。然後，在馬英九總統的八年期間，基本工資調升了五次，直到104年的20,008元。蔡英文總統上任至今，調升了二次，最新的一次是今年1月1日起實施的22,000元。
四、如果從民國96年的調整算起，基本工資共上漲了27.3%。如果再看民國96年到105年的十年之間，基本工資平均每年上漲約1.5%，同期間全國平均薪資每年上漲約1%，而經濟成長率則上漲3.1%。由於基本工資調升的速度超過平均薪資的上升幅度，因此基本工資占平均薪資的比例由39.9%增加到41.0%。這與世界主要國家的最低工資約占平均薪資的四成到四成五來看，我國過去十年的基本工資調升算是相對合理的。
五、現在施副院長說未來六年內，最低工資可能調升到3萬元，也就是說，基本工資每年的調漲幅度分別要達到8%、6%及5%。問題是，過去兩年台灣經濟成長率分別只有為1.48%和2.58%，而主計總處估計今年經濟成長率大約也在2.3%左右。在經濟成長率這麼低的情況下，我們的基本工資有可能每年做這麼大幅度的調整嗎？
六、最近，韓國把最低薪資一次調升16%，但是很可能會造成企業大幅裁員的疑慮。我們要特別指出，韓國企業是以大型企業為主，薪資占總成本的比例是比較低的，但即使如此，韓國也擔心大幅調漲最低工資可能造成大量失業的問題。而台灣的產業是以中小企業為主，其中薪資占總成本中最大的一部分，當基本工資調升時，對於中小企業的衝擊一定會大於對大企業的影響。因此，如果真的未來基本工資每年調漲5%以上，我們相信大多數中小企業是無法負荷的，也就是說，屆時很可能會出現中小企業大量裁員，甚至倒閉的情況，屆時失業率上升在所難免。
七、基本工資的目的是在要求企業不得剝削弱勢工作者，所以訂定最低薪資水準，讓每一個工作者都得以享有最低的生活標準，國際上訂有最低工資的國家中，最低工資大約是平均工資的四成到五成之間。由於平均工資的高低是由市場來決定，因此最低工資應該要隨著市場薪資而調整才合理。換言之，如果台灣的基本工資要調高到3萬元，我國的合理平均薪資應該在6萬到7萬之間。
八、政府要做的應該是創設更好的企業經營環境，讓企業有更多投資和賺錢的機會，在經濟成長之後，企業必會增加僱用員工，平均薪資就會上升，此時政府調漲基本工資就會水到渠成。如果政府不去考慮總體經濟狀況，只是一味的想要提高基本工資，萬一造成大量的失業，最終受傷的還是所有的就業者，政府在推動相關政策時一定要謹慎以對。
（四）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主計總處預估台灣今年的經濟成長率為2.29%，較去年的2.58%為低，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出口成長率估計只有4.51%，固然是基期偏高所致，但是以出口做為今年的經濟成長引擎，顯然力道有所不足，應該有其他的刺激成長手段。然而，今明兩年國際利率呈看漲趨勢，台灣很難反向而行，在「所得稅法修正案」三讀通過之際，建請行政院可以採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配套。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此次「所得稅法修正案」本質上是個減稅法案，從行政院推出時，就強調本案兼顧租稅公平、經濟效率、稅政簡化及財政收入四大面向且符合國際趨勢，有助於營造「投資台灣優先」的租稅環境以及有利於「積極留才攬才」的人力資源政策。
二、由於近幾任的財政部長都出身於稅務行政，在任何租稅相關法案推出的同時總不忘記帶上稅損金額的估算。換言之，在財政部的思維裡，減稅只會帶來稅收的損失，沒有想到減稅可能帶來經濟發展助益的貢獻。換言之，財政部只在意「財政赤字」的金額，而不考慮「赤字財政」的總體經濟效果。
三、事實上，總體經濟學談到政府的政策工具，需求面包括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但自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美國、歐盟、日本各國政府幾乎都以直升機撒錢似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提供流動性，而且各國因財政赤字偏高，不敢配合採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甚至對缺乏財政紀律的國家不假辭色。量化寬鬆（QE）成為顯學，擴張性財政政策被視如敝屣。
四、雖然台灣央行沒有採行量化寬鬆政策，然而，也多次調降利率，與國際貨幣政策走勢相符。此外，每年的貿易收支順差導致貨幣供給持續增加，雖然貨幣供給成長率都控制在央行的目標區內，但是每年M2成長5%～6%持續多年，使台灣的資金寬鬆現象維持不墜，資金成本相對偏低，也曾造就不動產景氣將近10年的榮景。近一年來，台灣股市與國際股市的脈動相似，集中市場於上周五創二十餘年新高的11,150.85收盤指。
五、然而，俗話說：「錢四腳，人兩腳」，錢賺錢容易，人賺錢艱難；寬鬆貨幣政策在所得分配上的副作用是讓M型化現象更加嚴重，富者愈富，貧者與富者的差距愈來愈遠。因此，一般國家都透過財政政策來劫富濟貧，力圖矯正因寬鬆貨幣所造成的所得分配惡化現象。事實上，台灣現行的所得稅制度，讓收入前2.5%的人貢獻了65%稅收，亦即，所得稅大部分是由高所得者所繳納。
六、此次稅改單身者若年所得低於40.8萬元或月所得在3萬元以下、雙薪家庭年所得在81.6萬元以下、雙薪4口家庭年所得在123.2萬元以下，均可免納綜合所得稅，估全台542萬戶受惠；另外根據財政部去年公布的「由財稅大數據探討台灣近年薪資樣貌」研究報告，2015年有近半數的受薪階級，年所得在40萬元以下。換言之，稅改調高扣除額後，近半數年所得總額未逾40.8萬元的受薪階級，皆可免繳綜所稅。
七、綜所稅除了提高四項扣除額造成稅損388億元之外，股利課稅新制因有取消半數設算扣抵制作為配套，稅損只有31億元；另外，各級距稅率調降，並取消最高稅率45%這個級距，造成稅損79億元，讓人覺得這樣的修改是向富人示好。綜所稅的稅損由營所稅提高（由17%提升至20%，但年所得50萬元以下者分3年漸增）以及對外資股利所得扣繳率提高1個百分點至21%，所增加的稅收來彌補，最後的稅損是198億元，較行政院版預估稅損52億元顯著增加。
八、主計總處預估台灣今年的經濟成長率為2.29%，較去年的2.58%為低，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出口成長率估計只有4.51%，固然是基期偏高所致，但是以出口做為今年的經濟成長引擎，顯然力道有所不足，應該有其他的刺激成長手段。然而，今明兩年國際利率呈看漲趨勢，台灣很難反向而行，從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將是可以考慮的配套。
九、雖然今年的稅改要到明年才實際受惠，然而受惠的民眾知道明年不用繳納綜所稅，今年就可以將儲備納稅的款項提前消費；股民也因股利所得稅新制受惠而增加股市參與，間接提升證券相關行業收入。財政部念茲在茲的「財政赤字」稅損，或許反倒成為刺激今年經濟成長的「赤字財政」擴張性財政政策。
（五）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近日微軟公司宣布在台灣成立微軟AI研發中心，兩年內將投資新台幣十億元，希望在五年內招募並培育超過兩百人的人工智慧（AI）研發團隊。所有的電子科技研發都必需具備為顧客著想的基本立場，才能經過市場的考驗。目前的產業也都具備著高度的國際性與跨領域的特性，在技術層面上則必須具備良好邏輯思維的基礎。因此，面對國際大廠的投資，建請行政院在培育台灣在這方面的未來人才應加緊腳步並提出相關措施因應。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近日微軟公司宣布在台灣成立微軟AI研發中心，兩年內將投資新台幣十億元，希望在五年內招募並培育超過兩百人的人工智慧（AI）研發團隊。這是繼微軟2016年在台成立微軟物聯網研發創新中心之後，另一個關鍵的里程碑。除了Google、微軟公司，網路巨擘亞馬遜雲端運算（AWS）也將在台灣設立聯合創新中心，這代表著台灣的研發能量與優秀人才已逐漸受到國際企業的重視。
二、當我們真正了解到AI研發中心等於是一個企業的大腦功能時，除了慶幸台灣有這樣的機會，當也要居安思危，開闊更深遠的眼界。這些國際企業都表示看中台灣的原因有：非常信任與肯定台灣的教育，培養出許多優秀的基礎數學與理工的人才，而這些好的人才需要與企業緊密結合，成為互利互生的循環。再者，不可諱言的是台灣屬於世界製造鏈的重要一環，生產與市場需求的緊密關係不容小覷。第三個原因則是台灣的民主與創新的環境維護了研發的體質，讓人才可以發揮其高度的創造力，而不會出現人治或極權的政治環境所產生的創意扼殺。
三、所有的電子科技研發都必需具備為顧客著想的基本立場，才能經過市場的考驗。目前的產業也都具備著高度的國際性與跨領域的特性，在技術層面上則必須具備良好邏輯思維的基礎。因此，面對國際大廠的投資，如何培育台灣在這方面的未來人才則是刻不容緩的議題。
四、「為他人著想」的素養是各個民族能藉以光大的文化底蘊，然而不可諱言的，我們可以感受到現今社會在這方面的下滑，如能從家庭與學校的教育中讓孩子們看到什麼是利他的精神與行為，孩子們才能有一個思想與行為上的依歸。而「尊重生命」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環！例如：日前台東家扶中心辦理的少年展力方案課程，就是一個值得稱許的方式。帶領十三名受扶助的高中生透過攝影，展現自己生命的價值與正向態度，繼而延伸到對社會的關懷。其中有學生透過拍攝小草，期望自己像小草一樣不畏風雨，學習小草在瓦礫隙縫中努力求生存的堅韌生命力；也有學生拍攝的努力生活打拚的維修工人，瞬間滴落在眉宇間的汗水。讓學生們有了突破的自私防衛的負面慣性思考模式，成功的轉換為關懷別人的動力。
五、高傲的人才無法形成團隊的力量是許多企業的痛楚，台灣的數理教育一向在國際上享有盛名，只是優秀的能力有時會幻化成一種雙利刃，高傲的心正像一把把的利刃，斬斷了與人合作的鍊帶，只會留下了片片段段的孤獨與愿懟。因此，不論台灣未來是否要為哪個領域培養人才，如何落實利他的精神與能力、具有國際觀與合作能力當為首要的目標，唯有打好這些基礎，技術的層面才得以獲得真正市場上的青睞，也才是長久之計。
（六）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國發會日前認為我國景氣領先指標已回升半年，台灣經濟持續復甦，但多數年輕人必定覺得情況還是很差。這真是不正常的現象，也透露出台灣經濟困境日趨嚴重，這已不是景氣復甦就能改善的問題。依國發會認定，我國自1954年以來已出現了14次景氣循環，目前正處於第15次循環的擴張期（EXPANSION），過去十三次循環的擴張期，經常是連月紅燈，但近七年兩次擴張期竟連一顆紅燈、黃紅燈也未曾出現過，擴張期而未有紅燈，說明近年台灣經濟極度不正常，這已不是復甦不復甦的問題了。建請行政院應多關注青年低薪及經濟動能的問題並研擬相關措施。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儘管國發會日前認為我國景氣領先指標已回升半年，台灣經濟持續復甦，但多數年輕人必定覺得情況還是很差，因為他們的薪水依然沒什麼起色，低到比他們父母出社會時的起薪還低。這真是不正常的現象，也透露出台灣經濟困境日趨嚴重，這已不是景氣復甦就能改善的問題。
二、年輕人的起薪真的沒有成長，不僅實質薪資沒成長，就連名目薪資也沒成長，依勞動部的統計，1991～2000年大學生畢業後第一份工作的月薪成長了24%，但2000～2016年只成長了0.4%，長達十七年起薪幾乎零成長，簡直不可思議，我們認為這當中雖有分配不公的問題，惟究其根本仍在於台灣經濟已漸失去成長動能。
三、台灣失去成長動能並非新聞，只是朝野都不願認真面對，總以為：「換我執政就好了」，二十年來我們經常聽到在野人士砲轟執政者無能，但待他們執政後，一樣無能。幾年前民進黨還在野時，對於薪資倒退、經濟成長「保二」大肆批判，蔡英文嘲諷：「馬總統跟老百姓好像活在平行的時空，以致於完全聽不到人民正在吶喊。」然而如今自己執政近兩年，第一年經濟成長1.4%，第二年2.6%，今年預測也僅2.3%，實質薪資甚至倒退十七年，情況改善了嗎？當然沒有。
四、台灣的經濟自2000年以來已是一年不如一年，這當中有全球化的因素，有自身的經濟因素，還有政治紛擾的因素，最令人扼腕者是在全球化最猛烈的十七年我們政黨輪替了三次，換了十四位行政院長，以如此動盪的內閣來回應全球化衝擊，自然要一敗塗地。這是結構問題，是政治問題，而不是景氣問題，該改變的是政治、是戰略而非戰術，然而羅列近年執政者所提政策，完全看不出戰略的高度。
五、台灣經濟如今低迷到這個地步，以小小的「三駕馬車」想扭轉累積了十七年的困局，直如蚍蜉撼樹，力有不逮也。這個困局當然也不是提升人力資本、修個移民法引進外籍人才就能起死回生的，更非解決五缺、執行南向政策及前瞻基礎建設就能脫胎換骨的。執政者提出這些解決方案，正說明他們並不明白十七年來台灣經濟衰落至此的根本原因及如今問題的嚴重性。
六、潛在經濟成長（POTENTIAL GDP）是指一國在資本、人力充份運用下所創造的經濟成長率，是從生產面估算一國經濟最大潛能，美國首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森曾以運動員跑馬拉松為例，比喻POTENTIAL GDP即是這位運動員跑的「最高速度」，台灣在1990～1999年「最高速度」是6.86%，2013～2016年已降至2.73%，經濟潛能驟降至此，為政者豈能不憂？
七、我們經常聽到勞動生產力，但可能沒聽過多因素生產力（MFP），一國的生產活動需仰賴資本、勞動的投入，但除了這兩項有形的投入，還有許多無形的要素也會影響生產力，如技術進步、政治和諧、社會資本等等，這些無形要素的生產力稱之為「多因素生產力」，台灣2012～2015年多因素生產力平均年增率僅0.2%，創下過去四個循環期最低，政治紛擾不斷，街頭運動激增，社會互信盡失皆是重要原因。
八、經濟成長決定於生產活動，而生產得仰賴資本，資本的累積又得靠投資，投資的重要於此可知，然而我國投資率已從1990年代平均27%降至近五年平均20%，創下五十年來最低。此一江河日下之勢，即或昔日馬政府將營所稅率調降至17%，近年蔡政府提出千億創新轉型基金及國家級投資公司，仍難以振衰起敝，若非政府擴大財政支出、房地產遍地開花，台灣的投資率早已跌破20%。
九、依國發會認定，我國自1954年以來已出現了14次景氣循環，目前正處於第15次循環的擴張期（EXPANSION），過去十三次循環的擴張期，經常是連月紅燈，但近七年兩次擴張期竟連一顆紅燈、黃紅燈也未曾出現過，擴張期而未有紅燈，說明近年台灣經濟極度不正常，這已不是復甦不復甦的問題了。
十、隨著經濟發展的成熟，經濟成長是會緩下來，但台灣也緩的太快了，過去七年居然有六年經濟成長低於全球平均經濟成長率，非僅如此，過去五年連美國、瑞典、紐西蘭、澳大利亞等先進國家的經濟成長也高於我國，情勢之危，明顯可知。可嘆的是，台灣年年於保二邊緣掙扎，幾乎已成常態。
（七）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近來企業與金融業的舞弊、財報造假案件頻傳，案件之所以爆發，由員工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檢舉而發現的情況，比內部稽核、董事會舉發還多，因此各國紛紛建立吹哨者制度。建請主管機關或銀行公會建立吹哨者保護制度的範本，做為金控公司與銀行業的參考。另外，金管會有必要提高獎勵金額。再者，金管會應修正證交法，將證券市場不法案件檢舉獎勵辦法法制化，鼓勵此種公益檢舉，增加對於洩漏檢舉人與事項者負有刑事責任，並且保護檢舉人的人身與工作安全，同時給予檢舉人適當的獎金。最後，金管會應如同銀行業般，要求一定規模的保險業將吹哨者制度，納入內控制度實施。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近來企業與金融業的舞弊、財報造假案件頻傳，案件之所以爆發，由員工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檢舉而發現的情況，比內部稽核、董事會舉發還多，因此各國紛紛建立吹哨者制度。基於上述啟示，加上永豐金控集團海外違約放款與虧損案，主要來自內部人檢舉，金管會乃要求所有金控與銀行都要建立吹哨者（檢舉人）保護機制，並納入「金控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這是法制化的初步，預計最快今年下半年實施。
二、該辦法要求金控公司及銀行業應建立檢舉制度，並於總部指定「具職權行使獨立性之單位」負責檢舉案件之受理及調查，而且對檢舉人身分、工作條件應有保護機制。至於檢舉制度，應包括：受理檢舉案件類型、設置並公布檢舉之管道、調查處理機制之標準作業程序、檢舉人保護措施，以及相關文件之紀錄及保存，並將處理情形通知檢舉人。
三、再者，金管會去年12月也公告修訂「金管會受理民眾檢舉金融違法案件獎勵要點」，首先放寬檢舉獎金發放門檻，新規定降為罰鍰20萬元以上每件檢舉獎金1萬元。其餘則維持現行規定，罰鍰100萬元到500萬元，獎金5萬元；罰鍰500萬元到1,000萬元，獎金20萬元；罰鍰1,000萬以上，獎金40萬元。其次，增訂受理檢舉機關對於檢舉人的安全，在必要時得洽請警察機關依法處理，以保護吹哨者人身安全。同時，應加強對吹哨者身分的保密。
四、另一方面，台灣證券交易所已訂定「證券市場不法案件檢舉獎勵辦法」，對於依規定檢舉違反證券交易法特定條文、犯罪事實，牽涉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或上市公司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涉及違反法令、章程、內部控制作業程序，以及挪用公司款項或掏空資產等案件者，得酌給300萬元以下獎金。
五、但民間機構訂的相關辦法不具法律效力，自然欠缺對於檢舉者之保護措施。依照過去經驗判斷，一般檢舉人不一定會相信金融機構，因此同時也會向金管會檢舉。而上述的作法也是鼓勵如此，因為向主管機關檢舉有獎金，也有人身安全保障，向金融機構檢舉卻無。
六、為了健全金融機構與市場的吹哨者制度，期望執行時更周延。首先希望主管機關或銀行公會建立吹哨者保護制度的範本，做為金控公司與銀行業的參考。有此範本可使業者訂定自己規定時有較一致的標準，否則訂較嚴者，未落實執行會被違反內控制度處200萬至1,000萬罰款，而訂得較低標準有可能沒事；而訂得糢糊者，又無法落實吹哨者制度。
七、其次，金管會有必要提高獎勵金額。依「檢舉違反食品衛生案件獎勵辦法」，針對重大食安事件，檢舉獎金核發比率為罰鍰50%以上；一般食安檢舉案件得依罰鍰20%額度發給檢舉獎金。而依美國華爾街改革法案對吹哨者的獎勵規定，主管機關應依吹哨者提供資訊的重要性及協助程度等，給予吹哨者裁處金額10%至30%之獎金。然而根據金管會受理民眾檢舉金融違法案件獎勵要點修正案，獎金金額實在太低，例如：罰鍰1,000萬以上，獎金40萬元，獎金不到罰鍰的4%，因此有必要提高，以提高誘因。
八、再者，建議金管會修正證交法，將證券市場不法案件檢舉獎勵辦法法制化，鼓勵此種公益檢舉，增加對於洩漏檢舉人與事項者負有刑事責任，並且保護檢舉人的人身與工作安全，同時給予檢舉人適當的獎金。
九、最後，因保險業也如同銀行業吸收大眾資金，而且也可能有舞弊、財報造假案件發生，因此建議金管會應如同銀行業般，要求一定規模的保險業將吹哨者制度，納入內控制度實施。
（八）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新政府執政快滿20個月，任期即將過半。前政府失去人民信賴，最主要是經濟表現不好，人民生活日益艱困所致。新政府接任以來，內政失利，抗爭四起，街頭極不平靜，兩岸政策失敗，造成台海敵對情勢升溫，剩下唯一爭取民心的機會，就是經濟表現與民眾的生活感受了。遺憾的是，過去1年雖然出口表現不凡，股市迭創新高，但這種假性繁榮不可能持續，也對民眾實質所得沒有幫助。更令人憂心的是，錯誤的財經政策不會立即出現惡果，屆時再回頭已噬臍莫及，建請行政院多重經濟少搞政治，找回民間投資信心與動能，同時重新檢討能源政策，因為這個充滿風險的政策不僅影響投資，也可能置台灣未來10年於險境。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蔡政府執政快滿20個月，任期即將過半。馬政府失去人民信賴，最主要是經濟表現不好，人民生活日益艱困所致。新政府接任以來，內政失利，抗爭四起，街頭極不平靜，兩岸政策失敗，造成台海敵對情勢升溫，剩下唯一爭取民心的機會，就是經濟表現與民眾的生活感受了。遺憾的是，過去1年雖然出口表現不凡，股市迭創新高，但這種假性繁榮不可能持續，也對民眾實質所得沒有幫助。更令人憂心的是，錯誤的財經政策不會立即出現惡果，屆時再回頭已噬臍莫及，蔡政府財經政策起手式並不成功。
二、檢驗政府財經政績，重點可放在五加二產業政策、能源政策及前瞻計畫三大項目。五加二產業政策，是前行政院長林全任內，親自督軍通過的計畫，20個月過去了，外界的感受是「無聲無息」，並未見到具體政策的落實與成效，除了總統與高層官員偶爾拿來說嘴，談談這些產業計畫會帶動台灣投資、產業結構調整、打破低薪困境等等。但20個月過去後，基本上已經可以下定論，五加二產業政策重蹈覆轍，走進歷代政府「完成產業計畫之時，就是計畫塵封之日」的老路了。
三、最直接的檢視依據是民間投資，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去年經濟表現最亮眼處在出口兩位數增加，因而帶動經濟成長率的上調。但在出口成長的同時，民間投資反而逐季弱化，去年前3季民間投資衰退0.51%，首季成長3.89%、第2季0.26%，到第3季由原來的正成長轉為衰退5.18%，在蔡政府執政第1年下半年，仍有超過4%成長率，衰退程度驚人。民間投資信心與數量雙逆轉，是中長期經濟發展的警訊，這樣的數據，能稱為五加二產業政策發揮效果、促進投資嗎？
四、再談另一個財經政策重點：能源結構轉型。觀察供電現狀及替代能源的建設進度，能源轉型不僅僅在執行效率上出現問題，整個政策方向可能都有錯誤。政府決心全面廢核，以綠能取代，現階段只是核一、二廠部分機組停止營運，但已造成此起彼落的供電危機，甚至發生八一五大停電，即使秋冬季用電量較低，備轉容量率仍時常低到7%以下。
五、經濟部承認，今、明兩年供電吃緊，但我們更擔心，供電吃緊的時間恐怕會更長；一來綠能進度遠不如計畫預期，未來風險甚高；二來核電廠今年底正式除役，未來6年逐漸實現，全台供電能力最終將減少18%。坦白說，不僅國內企業對未來的供電穩定毫無信心，不斷要求蔡政府檢討能源政策、重啟核電廠，外僑商會與外媒亦屢次質疑，《金融時報》批評政府仍不明瞭能源轉型的成本，彭博則直指政府既要廢核又要減碳根本做不到。
六、更嚴重的後果是因廢核而供電不足，台電只能讓現有火力電廠滿載全開，同時繼續增加火電機組，結果就是全台空汙惡化、紫爆頻頻，中南部情況特別嚴重，網民無奈稱之為「用肺發電」。相信政府會盡力讓空汙降低，但火電增加太多，政策降汙速度追趕不及，民眾的健康將付出代價，更會付出供電不穩、電價上漲的代價。
七、政府引為重點政績、靠著立法院打架通過的前瞻計畫，推出之時就爭議不斷，通過後則除了看到衛福部決定把原列入前瞻計畫的「育兒百寶箱」取消，成為第一個取消的前瞻計畫外，其餘計畫亦是無聲無息，不知效益何在。
八、至於總統與官員時常拿來說嘴的兩件事：經濟成長率優於前任，台股穩站萬點，這兩件事確實值得肯定，但實在看不太出來政府政策的貢獻。經濟成長率由負轉正，是全球景氣復甦帶動之故，非政府政策之功；甚至2%多的成長率，不僅低於全球平均成長率，低於周邊國家，也只與美、德等先進國家相近，實在談不上亮麗。台股的表現受惠全球經濟復甦，且金融市場幾乎是「無災無難」，主要股市都能飆漲，如美股主要指數上漲2到3成，日、港股漲3成、德股漲25%，台股去年漲15%，也談不上特別好。
（九）本院許委員淑華，針對行政院長賴清德先前表示，希望2025年我國行動支付比率可以達90%，因而國發會積極規劃，要求相關的13個部會積極配合。另，財政部（12日）發布「小規模營業人導入行動支付適用租稅優惠作業規範」，只要符合規範條件的小規模營業人，未來即使月營業額超過20萬，也可享有查定課徵1%營業稅優惠，優惠期間為期3年至2020年底。但從小店家的角度來看，小店家若依照「小規模營業人導入行動支付適用租稅優惠作業規範」的三條件辦理，接受消費者使用智慧型行動載具付款，只是適用與原先相同之營業稅率。所謂優惠者，應較原先情況更好才算是優惠。甚至，配合智慧行動載具，還要增加軟硬體成本，在前述「……租稅優惠作業規範」中並未明定可以抵稅。小店家配合政策，不但沒有任何實際好處，反倒只有增加繳納營業稅及綜所稅的負擔，甚至還有補稅及罰鍰的疑慮。如此看來小店家的配合意願可能很低，因此要求財政部和相關單位必須設定時間滾動檢討，不要等到三年後才發現成效不彰。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行政院長賴清德先前表示，希望2025年我國行動支付比率可以達90%，因而國發會積極規劃，要求相關的13個部會積極配合。大家都知道，台灣行動支付推動遲緩，不是因為缺乏工具，因為無論是NFC感應支付，或QR-CODE掃碼支付、二維條碼支付，台灣一概俱全；也不是缺乏廠商，單是銀行公會電子支付委員會的會員就有32個會員，包括專業電子支付機構如歐付寶等5家、電子票證業者如悠遊卡等四家、銀行兼營電子支付者如台新銀行等23家。如果再加上「台灣PAY」成員26家銀行的信用卡與金融卡逐漸入列，廠商與工具聲勢更加浩大。有如此龐大陣容的供給者，何以行動支付還推不動？
二、對行動支付稍有認知者也都知道，行動支付推不動的最大癥結在於應用場域太小。目前使用行動支付的場域都是原先已經接受信用卡的百貨公司、大賣場，行動支付在這些場域並沒有特殊賣點，只是讓店員增加麻煩而已；對消費者而言，掏出信用卡嗶一聲就立即完成交易，至於掏出手機還得加上一些操作行動，相對之下使用信用卡還更便利。真正能擴大行動支付場域的場合是取代小額現金支付，而非取代現有的信用卡支付。
三、然而，現金支付在台灣並沒有甚麼痛點，此外，花旗銀行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德國行動支付的普及率落後於巴西，係因巴西的治安不佳，因而提升行動支付的需求。台灣的治安良好，民眾攜帶和使用現金不怕被搶，與德國的情況相近，也沒有治安問題的痛點。
四、行動支付推不動，除了現金使用無痛點之外，最大的原因是使用現金交易的小店家不願配合改用行動支付。小店家在稅法上的正式名稱是「小規模營利事業」，係指營業規模小，平均每月銷售額未達新臺幣20萬元，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免用統一發票而按查定課徵營業稅之獨資、合夥組織。無須辦理結（決）、清算申報，依現行課稅制度，由獨資資本主及合夥組織合夥人以「營利所得」併入個人綜合所得稅，只課徵綜合所得稅。免用統一發票之小規模營利事業要設立簡易日記簿，以備稽徵機關查驗。
五、簡言之，小店家免用統一發票，因此其營業額通常是由稅捐機關查定，供課徵營業稅之用，而且，這些免開發票的小店家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其查定營業額又供作為計算其綜合所得之「營利所得」。該營利所得係利用每3個月查定課徵之核定稅額繳款書備註欄銷售額加總，得出全年銷售額後，乘以當年度該行業代號營利事業擴大書面審核之純益率（通常為6%），即為應申報之營利所得。
六、對小店家而言，營業額影響的不只是營業稅，更影響其綜合所得稅。小店家之所以一直抗拒使用行動支付，最重要的原因，不單是營業額超過每月平均新台幣20萬元後，營業稅率從1%提升至5%；而是使用行動支付後，「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所有的實際營業額全都顯露，每年繳納綜合所得稅的級距與稅額可能大幅提升。營業稅是間接稅，可以轉嫁給消費者；但綜所稅是直接稅，必須自行承擔，而且，現行所得稅制是累進稅，一旦因其營利所得提高，其綜所稅負擔將累進增加。小店家們當然不願將實際所得攤在陽光下。
七、為加速行動支付普及化，財政部（12日）發布「小規模營業人導入行動支付適用租稅優惠作業規範」，只要符合規範條件的小規模營業人，未來即使月營業額超過20萬，也可享有查定課徵1%營業稅優惠，優惠期間為期3年至2020年底。從小店家的角度來看，這只是引蛇出洞的誘餌，在所謂優惠期間，實際所得就完全曝光了，營業稅率在這段時間雖然仍是1%，但營業稅額隨營業額增加而提高，即使完全轉嫁給消費者，其綜所稅額將因營利所得的增加而累進提高，小店家會看不懂嗎？
八、更進一步來看，小店家接受行動支付，若其營業額較以前年度大幅增加，顯示其以前年度之查定銷售額有短漏之處，稅捐稽徵單位可能會以小店家提供查驗之簡易日記簿帳載不實，而依所得稅法第110條除應補徵所漏稅額外，另就所漏稅額處二倍或三倍以下之罰鍰。
九、小店家若依照「小規模營業人導入行動支付適用租稅優惠作業規範」的三條件辦理，接受消費者使用智慧型行動載具付款，只是適用與原先相同之營業稅率。所謂優惠者，應較原先情況更好才算是優惠。甚至，配合智慧行動載具，還要增加軟硬體成本，在前述「……租稅優惠作業規範」中並未明定可以抵稅。小店家配合政策，不但沒有任何實際好處，反倒只有增加繳納營業稅及綜所稅的負擔，甚至還有補稅及罰鍰的疑慮。如此看來小店家的配合意願可能很低，因此財政部和相關單位必須設定時間滾動檢討，不要等到三年後才發現成效不彰。
（十）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經濟與消費能力息息相關，由於夜市造訪人次已明顯下降，營業額衰退，憂心未來恐將盛況不再。攤商直指，造成衰落的問題在於台灣經濟衰退、民眾消費力下降，現在「日子難過」。經濟興衰攸關民眾消費能力，台灣近年經濟及人口等結構性的轉變，已讓民間消費及投資比重呈現下滑，導致經濟成長仍需仰賴外貿的貢獻，但台灣主要競爭對手包括中、日、韓、新加坡等國的出口都還能維持成長局面，相對我外貿出口成長率反出現力道不振現象，是全球大環境不佳，還是台灣政策使然？從小夜市興衰來看大經濟的變化或恐牽強，但對台灣而言，卻是現階段的真實寫照，建請行政院除了必須提升外貿產值，更須提振內需市場，救救經濟。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經濟與消費能力息息相關，中部霸主夜市逢甲商圈近來發出哀號，由於夜市造訪人次已明顯下降，營業額衰退，憂心未來恐將盛況不再。攤商直指，造成衰落的問題在於台灣經濟衰退、民眾消費力下降，現在「日子難過」。不只逢甲，台北的士林夜市也傳出許多店面不堪虧損，被迫歇業重新招租，自治會也點出除了陸客大減外，另一就是年金改革導致國人消費信心下降。
二、以往逢甲商圈逛街以台灣年輕人居多，東南亞、香港旅客次之，目前只剩下少數自由行陸客，部分店家營業額掉了七至八成，有攤商形容現在是「咬牙苦撐」。若按逢甲大學的調查，逢甲商圈每年有逾千萬人次造訪，二○一六年即首度出現衰退，當年造訪人潮一千二百餘萬人次，較前一年少了一百餘萬人次，總商機金額也比前一年少了三·三億元。
三、夜市攤商的哀號，何嘗不是一般民眾的悲鳴？現在物價快速攀升，夜市小吃價格也同樣屢創新高，民眾收入有限，自然縮減非必要性的開銷。對於夜市人潮不若以往，甚至有消費者直指部分店家的小吃價頻頻調漲，已到了物非所「值」的地步。
四、經濟興衰攸關民眾消費能力，台灣近年經濟及人口等結構性的轉變，已讓民間消費及投資比重呈現下滑，導致經濟成長仍需仰賴外貿的貢獻，但台灣主要競爭對手包括中、日、韓、新加坡等國的出口都還能維持成長局面，相對我外貿出口成長率反出現力道不振現象，是全球大環境不佳，還是台灣政策使然？
五、從小夜市興衰來看大經濟的變化或恐牽強，但對台灣而言，卻是現階段的真實寫照，政府除了必須提升外貿產值，更須提振內需市場，救救經濟。
（十一）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財政部日前公告去（106）年全國實徵稅收淨額2兆2,326億元，超出預算數將近780億元，創下歷年新高紀錄；但就成長幅度而言，僅較前年稅收增加85億元，微幅成長0.4%，卻是金融海嘯以來成長最低的表現。更嚴重的是，106年度稅收的預算是參考前三年稅收都超徵千億元的情況，從而在樂觀的假設下編列，支出預算數當然也就從高編列，則106年實際稅收只比前年微幅成長，顯然106年的實際財政赤字額度應比前年更高，代表實際上財政已經轉趨惡化。而去年7月施行的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四年期程編列4,200億元的預算，加上長照支出逐年驟增，今年和未來的稅收成長又極可能鈍化，可以預期的是，赤字又將有增無減，財政狀況將更加惡化。建請行政院能正視以上警訊，及早提出正確有效的因應方案。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財政部日前公告去（106）年全國實徵稅收淨額2兆2,326億元，超出預算數將近780億元，創下歷年新高紀錄；但就成長幅度而言，僅較前年稅收增加85億元，微幅成長0.4%，卻是金融海嘯以來成長最低的表現。如加計還在途中1月將陸續進帳的貨物稅與關稅等稅款，估計全年稅收比預算數超徵960億元，也代表從民國103年起連續三年超徵1,000億元的紀錄，確定就此打住。此一現象背後透露的是，財政極可能轉趨惡化的警訊，值得關注。
二、以個別稅目觀察，包括國稅的贈與稅，以及土增稅、地價稅、房屋稅、使用牌照稅等地方稅都明顯增加，其中地價稅、證交稅與贈與稅均有一成以上的漲幅，但地價稅和房屋稅增加是因為近年地方政府調高房地持有稅的稅基所致。
三、而贈與稅收入之所以較上年增加75億元，再創新高，主要是因為去年中稅率調高一倍，使得部分納稅人基於租稅規劃或節省稅負，提早贈與而有大額稅款入帳。由此觀察，贈與稅未來只會明顯減少，而地方稅則因為今年底有地方選舉，地方政府必然以減稅方式討好民眾，爭取選票，從目前已經有部分地方政府已調降地價稅的公告地價和房屋稅的路段率或囤房稅的稅率來看，地方稅今年極可能不增反降。
四、菸酒稅增加是因為去年為籌措長照財源而提高菸稅的短期現象，未來因為走私增加或抽菸人口減少，也可能出現稅收反轉的情形，進而導致長照財源的萎縮。證券交易稅則因去年台股持續站穩萬點，全年稅收金額將近900億元，比前一年增加190億元，增幅達27%，但仍低於歷史高峰紀錄甚多；隨著國際股市紛紛攀至新高，投資人居安思危的考量下，證交稅今年恐怕也難以明顯增加。
五、至於稅收減少的項目，最受關注的是綜所稅，去年實收淨額僅有4,805億元，較上年減少154億元，雖然財政部解釋主因是結算申報的自繳稅款與退稅金額增加，及利息、權利金所得扣繳稅款減少所致，但也反映國人所得停滯成長的事實，以及104年才實施的富人稅和股利所得扣抵率減半措施可能造成稅基外移的衝擊，因此今年綜所稅恐怕難以增長。
六、另外，營所稅實收淨額約5,009億元，較上年減少近100億元，財政部說是因為企業去年出現巨額減稅金額，但也顯示租稅優惠有增無減導致稅收損失，營所稅的成長可能也到了強弩之末。
七、行政院目前送審的稅改方案，將對股利所得減稅，初估可能減少69億元稅收，加上107年預算訂得比去年高，可以預期稅收超徵的額度一定比106年度少，稅收極可能在今年出現短徵，並成為長期負成長的起點。
八、稅收超（短）徵是實際徵收數和預算數比較所得的結果，超（短）徵可能是編列預算時假設的經濟成長率數字失準或有些變數沒有掌握所致，並不足以作為財政狀況改善或惡化的絕對指標，也不代表財政有盈餘或赤字，然而各級政府原先的預算編列超過2,000億元的赤字，因此稅收超徵數仍不足以彌補預算赤字的一半，政府累積的債務最後還是增加。
九、更嚴重的是，106年度稅收的預算是參考前三年稅收都超徵千億元的情況，從而在樂觀的假設下編列，支出預算數當然也就從高編列，則106年實際稅收只比前年微幅成長，顯然106年的實際財政赤字額度應比前年更高，代表實際上財政已經轉趨惡化。
十、而去年7月施行的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四年期程編列4,200億元的預算，加上長照支出逐年驟增，今年和未來的稅收成長又極可能鈍化，可以預期的是，赤字又將有增無減，財政狀況將更加惡化。
（十二）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去年12月中香港特區政府與大陸國家發改委在北京簽署《關於支持香港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若從大陸推動「一帶一路」和區域經濟整合的策略觀察，香港參與「一帶一路」和去年11月與東協簽訂自貿協定和投資協定一樣，都具有結合香港金融、基建、經貿與專業服務等優勢，拓展區域市場，並為香港創造發展機會的意義，其對台灣所衍生的競合效果，實在不能忽略。對台灣而言，由於所有東協成員國亦為一帶一路沿線的經濟體，加上台港經貿關係密切，不論是香港參與一帶一路或是香港東協簽訂自貿協定，都讓台灣可以藉由台港經貿合作，而達到間接推動新南向政策的效果。至於，未來台商如何和港商合作共同參與一帶一路或進軍東協市場，行政院應該有所評估和規劃。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去年12月中，香港特區政府與大陸國家發改委在北京簽署《關於支持香港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作為香港參與有關建設的方針和藍本，並提出金融與投資、基礎設施與航運服務、經貿交流與合作、民心相通、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以及加強對接合作與爭議解決服務六大重點。
二、這項發展在台灣社會並未引起太多關注，但是若從大陸推動「一帶一路」和區域經濟整合的策略觀察，香港參與「一帶一路」和去年11月與東協簽訂自貿協定和投資協定一樣，都具有結合香港金融、基建、經貿與專業服務等優勢，拓展區域市場，並為香港創造發展機會的意義，其對台灣所衍生的競合效果，實在不能忽略。
三、就一帶一路「願景與行動」而言，香港全面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是依循「願景與行動文件」有關「深化與港澳臺合作，發揮海外僑胞以及香港、澳門優勢作用，積極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之規定而推動，藉由雙方在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的合作，特別是資金融通方面，將在通過香港平台共同合作，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所需資金和多元化的融資渠道，包括上市集資、銀團貸款、私募基金、債券融資等服務；鼓勵通過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完成跨境人民幣業務的資金結算，推動兩地資本市場進一步互聯互通。
四、同時，在設施聯通方面，將支持香港為一帶一路建設基礎設施項目提供可行性及風險評估、研發、融資，以及規劃、設計、建造、監理、管理及養護等專業服務；支持香港為一帶一路建設的大型基礎設施項目提供保險及再保險等專業服務。至於，在民心相通方面，將鼓勵香港高等院校積極與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的高等院校合作，吸引學生來港升學及進修，培育各方面優秀人才等，其目的無非是一方面提供港商參與的機會，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商貿和金融中心的地位；二方面大陸可以借助香港在金融、基建、經貿與專業服務等領域的優勢，共同拓展一帶一路市場。
五、更值得注意的是，一帶一路《願景與行動》的目標不僅僅是透過「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致力於亞歐非大陸及附近海洋的互聯互通，建立和加強沿線各國互聯互通夥伴關係，構建全方位、多層次、複合型的互聯互通網路，也包括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區基本形成。對此，RCEP將是實現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區的重要機制與平台，而香港與東協簽訂自貿協定，除了讓香港未來得以參與RCEP協商，而成為新成員之外，藉由CEPA所形成之「中國自貿區」，自將在RCEP中發會更大的主導角色。
六、同時，依據《關於支持香港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大陸將支持香港參與中國所主導的區域經濟合作機制，與相關國家和地區及經濟體商簽自由貿易協議及雙重課稅寬免安排。預期未來香港將會繼續尋求與其他經濟體，包括一帶一路沿線經濟體洽商，擴大香港的自貿協定版圖和締結更多投資協定，以進一步加強香港作為國際貿易及投資樞紐的角色。
七、就區域市場拓展而言，香港與東協的《自貿協定》和《投資協定》將為香港具競爭力的服務行業，打開市場大門，受惠的服務業包括專業服務、商業服務、電訊服務、建造及相關工程服務、教育服務、金融服務、旅遊及與旅行相關的服務、運輸服務，以及仲裁服務等，將大大提高香港企業及服務提供者在東盟的商機。
八、同時，對於在香港的中資企業而言，未來一方面可以藉由香港與東協的《自貿協定》和《投資協定》拓展東協市場，二方面香港在中國積極推動的一帶一路倡議將扮演超級聯繫人角色，中資企業在一帶一路建設下「走出去」的過程中，可利用香港一站式及國際社會認可的多項專業服務，包括會計、法律、測量、認證等，讓項目享有高端的專業服務保障，減低風險，達到雙贏效果。
九、對台灣而言，由於所有東協成員國亦為一帶一路沿線的經濟體，加上台港經貿關係密切，不論是香港參與一帶一路或是香港東協簽訂自貿協定，都讓台灣可以藉由台港經貿合作，而達到間接推動新南向政策的效果。至於，未來台商如何和港商合作共同參與一帶一路或進軍東協市場，政府應該有所評估和規劃。
十、未來在香港的中資企業藉由香港與東協的《自貿協定》和《投資協定》拓展東協市場可能帶來的兩岸競合情勢，以及其對台灣推動新南向政策的影響，則政府更應該有所觀察和評估才是。
（十三）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執政黨強行通過《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將水利會改制為公務機關，把人事改為「官派」；此舉除了引發農田水利會反彈，許多農經及水利學者也連署反對。現代民主國家的發展，已不再相信「萬能政府」可以管理一切國家事務，因而主張將一些關係特定群體的事務交由這些群體自行協商管理，這正是「公民社會」概念的由來。卅多年前，蔣經國取消水利會長官派將權力下放給地方，這是「還政於民」。三十多年後，政府收回水利會的自治權，這是「奪政於民」。用謊話連篇的「公共化」來達到「綠化」的目標，居然也能自稱「改革」嗎？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執政黨黨強行通過《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將水利會改制為公務機關，把人事改為「官派」；此舉除了引發農田水利會反彈，許多農經及水利學者也連署反對。政府辯稱，水利設施是「公共資源」，水利會改為公務機關才更合理。這樣的說詞似是而非，除暴露執政黨的私心，更顯示「公共化」已被政府拋在腦後。
二、現代民主國家的發展，已不再相信「萬能政府」可以管理一切國家事務，因而主張將一些關係特定群體的事務交由這些群體自行協商管理，這正是「公民社會」概念的由來。亦即，在公與私之間，在政府與個人之間，應存在許多不同的公民組織或團體，由其成員管理社群的共同事務。過去，民進黨是「公民社會」的倡議者；現在蔡政府卻反其道而行走向大權一把抓，更到處插手或收併社會團體或公法人組織，踐踏它早年的理想。
三、在野的時候高呼「公共化」，執政時卻大力推動「國家化」，以遂行政治上的「綠化」為目標；這樣的「三段論」，正是民進黨把國家資源當成政黨私庫管理的謀略。正當蔡英文總統以「轉型正義」之名清算國民黨早年「國庫通黨庫」的舊帳，但政府現在做的事，其實是如出一轍。在台灣民主化卅年之後，這樣的倒退作法，更顯不堪。
四、諷刺的是，水利會長最初也是「官派」，在蔣經國時代「還政於民」，把它改為農民互選。萬萬沒想到，正在大家追念蔣經國之際，蔡政府竟然出此絕招，不僅將水利法「修惡」，還一舉「修退」了卅多年。水利會一旦改制成「公務機關」，對民進黨而言，立刻多了全台十七個農田水利會的各色「官職」可供分派，讓地方綠營親信進占，使水利會成為民進黨的選舉樁腳，這可能是政府要急急在這次臨時會修法的原因。如此一來，台灣的民間社會與「公共化」，又掉入了另一個深淵。
五、水利會改官派的命運，看看公視和華視亦可印證。一九九八年政府成立公共電視，是為了提供民眾免於商業汙染及政治偏見的媒體服務，這是「公共化」的目標。但在民進黨第一次政黨輪替後，公視的公共本質逐漸變調，包括人事任命及節目內容都逐漸走向「綠化」的不歸路，以致在第二次政黨輪替時出現董事會三年難產的現象。二○○六年，華視也被納入「公廣集團」旗下，和公視並列，但也漸漸遭到政治染指，「公共媒體」變得有名無實。
六、日前，在公廣集團董事長陳郁秀運作下，華視總經理郭建宏被拔除職務，郭建宏憤而反擊，聲稱華視、公視已相繼淪為民視的附庸，成為台獨人士民視董事長郭倍宏口中所謂的「台獨三台」。且看其中的變化軌跡，先是以「公共化」為名，成立國家預算補助的公視和華視；繼又透過黨派化的人事任命，讓兩家電視台從本質上「綠化」；接下來，再利用派系政治及裙帶關係的交互作用，讓公廣集團旗下公共電視聽命於獨派的民視，藉此完成「公共電視台獨化」的目標。
七、試想，「公共化」與「黨派化」、「台獨化」原本是互相背反的概念，但經過民進黨政府的妙手接合，竟然可以一氣呵成，完成了矛盾的無縫接軌。公視和華視若因此喪失了「公共化」的初衷，這不僅是國家電視遭到民進黨竊取，也是民主遭到蔡政府閹割。公廣集團董事長陳郁秀是蔡政府任命，蔡總統可以裝作若無其事嗎？或者，陳郁秀所做所為，就是在執行蔡政府的旨意？
（十四）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去年4月，台灣依舊與中國大陸、日本、南韓、德國、瑞士，同被美國列為貨幣操縱的觀察名單。雖然後來在10月美國財政部的匯率報告，台灣被排除在觀察名單之外，但是一度入列的壓力，對於政府而言，是省思低匯率政策的好契機。台灣匯率偏低的具體例子，就是台灣的名目GDP只有23,047美元，但是若以購買力評價（PPP）計算則高達48,179美元。落差過大，不僅使台灣民眾承受低匯率的副作用，例如較高的進口物價；勞工薪資放到國際比較結果就是很悲情；年輕人寧可去澳洲當外勞也不願留在台灣賺低薪等；同時也讓台灣蒙上操縱匯率的嫌疑。名目GDP與PPP計算GDP的落差過大，是犧牲國民福祉來成就出口表現，長期而言絕對不是一個正常國家該有的狀態。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過去一年來，新台幣匯率遭遇到兩次亂流，第一次是去年1月美國總統川普就任前後，台幣對美元匯率由1月初的32元以上，一路升值到5月初的30元，之後穩定徘徊在30.5元到30元之間。第二次亂流是從去年12月下旬，台幣在短短兩周內，從29.9元的價位，一口氣突破29.5元關卡，1月8日之後升值氣勢稍緩，目前處於盤整狀態。
二、去年美國聯準會升息三次，而台灣央行沒有升息，就國際金融基本原理而言，美元的升息幅度超過台幣，應會提升美元的相對價值，促成美元升值、台幣貶值。然而過去一年主導台幣升值的背景因素，不是國際金融原理，而是政治經濟學。
三、川普從總統大選開始就確定經貿政策主軸是，反對貿易逆差，創造國內製造業就業機會，並且明確點名台灣是搶走美國工人就業機會的國家之一。去年川普就任後，我國央行擔心成為川普政權貿易報復對象，對於台幣升值的介入較為收斂，讓台幣有了快速升值的空間。
四、然而，去年4月，台灣依舊與中國大陸、日本、南韓、德國、瑞士，同被美國列為貨幣操縱的觀察名單。雖然後來在10月美國財政部的匯率報告，台灣被排除在觀察名單之外，但是一度入列的壓力，讓央行在匯率處理上更為小心。今年4月美國會再公布新一波的貨幣操縱觀察名單，為了避免讓台灣再度入列名單，去年年底開始的台幣升值波動，央行習慣性的尾盤介入較不明顯，讓台幣走了兩周的急升值。
五、展望今年的台幣匯率，來自美國的壓力，應該還是影響匯率的最重要因素。除了美國財政部公布觀察名單的壓力之外，11月美國期中選舉將改選參議員三分之一、眾議院所有席次，這是川普就任後第一次全國性政績檢驗，為了準備此次國會大選，川普保護製造業工人飯碗的口號只會喊得更大聲，在匯率上的態度只會更硬。在川普政權反對貿易逆差的政治態度下，未來數年台幣都可能處在比較高的價位。我們產業界與政府要如何應對呢？
六、2011年5月台積電張忠謀董事長在經濟日報發表文章，說明台幣對美元每升值1個百分點，台積電的營業利益率就會降低0.4個百分點。連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台積電，其收益都深受台幣升值影響，其他與中國崛起供應鏈競爭的中小企業，所承受的台幣升值壓力自然是更大。
七、然而危機也是轉機。雖然台幣升值對於出口不利，卻是有利於購買海外先進設備以及引進海外高端人才。因此未來數年的台幣高價位，是台灣企業吸納海外資源，進行產業升級的好機會。鴻海2016年成功併購日本夏普，一口氣獲得全球性品牌與先進面板技術，就是最好的例子。
八、對於政府而言，是省思低匯率政策的好契機。台灣匯率偏低的具體例子，就是台灣的名目GDP只有23,047美元，但是若以購買力評價（PPP）計算則高達48,179美元。落差過大，不僅使台灣民眾承受低匯率的副作用，例如較高的進口物價；勞工薪資放到國際比較結果就是很悲情；年輕人寧可去澳洲當外勞也不願留在台灣賺低薪等；同時也讓台灣蒙上操縱匯率的嫌疑。
九、去年4月，台灣被美國列為觀察名單後，在華盛頓的國會聽證會上，美國財政部助理部長級官員就質問一位台灣旅美經濟學者，台灣名目GDP與PPP計算GDP的落差，相較於德國與日本都相當大，這難道不是台灣操作匯率，故意低估台幣的結果嗎？因為同場次的聽證會除了台灣，也討論印度、泰國與韓國的外匯政策，美國財政部官員沒有繼續逼問，但是他的發言已經說明美國財政部的態度。
十、名目GDP與PPP計算GDP的落差過大，是犧牲國民福祉來成就出口表現，長期而言絕對不是一個正常國家該有的狀態，短期而言，美國財政部今年4月若以此理由，指責台灣人為低估匯率，再列入觀察名單，恐怕我國政府也難找出有說服力的說帖解釋吧！
（十五）本院許委員淑華，鑑於日前財政部發布海關進出口統計，去年我國出口逾三千億美元，成長13.2%，然常態下出口原是逐年遞增的時間數列，但去年我們的出口仍不及四年前水準，這個長期下沉的走勢，非僅不是振奮人心的消息，反倒是值得警惕的現象。從十年、二十年的出口走勢，或從去年一年的外貿表現，看到的是台灣生產、出口的困境而非豐收，當褪下匯率升值的放大效果，釐清參差其間的復出口，更發現隱藏在出口統計數字底下另一層值得關心的問題，那就是偏低的附加價值率，事實上，世貿組織（WTO）七年前已倡議循附加價值來編製貿易統計，建請政府統計部門應該在這方面多做努力才是。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日前財政部發布海關進出口統計，去年我國出口逾三千億美元，成長13.2%，財政部官員表示這是貿易上豐收的一年，出口的表現振奮人心。然而，我們的生產、外貿真的是豐收，真的有那麼振奮人心嗎？恐怕未必。
二、我們去年出口成長率是不錯，但這個不錯是建立連續兩年衰退的基礎上，在比較基期偏低下而有13.2%的成長，只能說是差強人意而已，況且去年出口規模還不及2014年的水準。眾所周知，常態下出口原是逐年遞增的時間數列，但去年我們的出口仍不及四年前水準，這個長期下沉的走勢，非僅不是振奮人心的消息，反倒是值得警惕的現象。
三、是不是振奮人心，我們還可以近十年台灣、韓國出口來比一下，2007年我們出口2,488億美元，韓國3,715億美元，我們是韓國的67%，但去年我們出口3,174億美元，韓國5,739億美元，我們已降至韓國的55%，由此可知十年來我們外貿成長低迷的很，這不是一年、兩年，而是十年，看看這個持續落後的走勢，我們的心哪裡還振奮的起來。
四、遙想昔日我們出口仍遙遙領先韓國，但如今彼長我消，影響所及，我們GDP的擴張速度也遠不及南韓，以本國貨幣計算的GDP，韓國二十年來成長228%，我們僅成長101%，以美元計算的情況亦然，以此而言，眼下雖出口略有好轉，但長期而言，我們的經濟實力已大不如昔，這個情況實不足喜。
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去年出口雖大幅成長13.2%，但製造業生產成長率僅約4%，兩者有不小落差，其中電子零組件出口成長高達15.5%，然其生產指數卻僅成長6.1%，兩者差異極為顯著，這又讓人懷疑我們的出口是否真有這麼好。
六、出口與生產一體兩面，斷無出口大好而生產平平的道理，除非去年出口多來自庫存，然而去年我們的存貨率並未降低，以此而言，出口的成長與生產的成長理應亦步亦趨。依經濟部公布的1～11月製造業生產指數年增率僅3.97%，與出口大幅成長13.2%，差距太大，製造業生產指數並不支持出口有這麼好的表現。
七、去年依新台幣計價的出口僅成長7.0%，這應該比較接近廠商的感覺，也與製造業生產指數的走勢較為契合。之所以換成美元的出口便出現兩位數成長，這是因為去年新台幣匯率（年平均）升值了6.2%，換言之，去年依美元計價的出口之所以會出現「豐收」、「振奮人心」，全是拜匯率之賜，以此而言，去年出口實在談不上振奮人心，更談不上豐收。
八、海關統計的出口除了包括一般人理解出口以外，還包括「復出口」，所謂復出口就是指外國產品進到台灣，經簡易加工（未改變本質及形狀，仍屬同一號列產品）又出口的產品，我國自2006年才開始採行復出口。近十年我國復出口規模已由141億美元擴大至258億美元，占我出口比重也由5.6%升至8.1%，復出口快速成長雖可以讓我國出口數字變好看，但是由於僅屬簡易加工，附加價值低，加上產業關聯效果小，其對總體經濟的貢獻極為有限。
九、國發會綜合出口、工業生產等九項指標的景氣燈號，在去年11月重返低迷的黃藍燈，顯示景氣動能依舊不足。其中工業生產去年1～11月亮了一顆紅燈、兩顆綠燈、八顆黃藍燈，而出口也亮了七顆綠燈、四顆黃藍燈，這樣的燈號反映我們的出口、生產動能迄今依舊不足。
十、不論從十年、二十年的出口走勢，或從去年一年的外貿表現，我們看到的是台灣生產、出口的困境而非豐收，當我們褪下匯率升值的放大效果，釐清參差其間的復出口，更發現隱藏在出口統計數字底下另一層值得關心的問題，那就是我們偏低的附加價值率，事實上，世貿組織（WTO）七年前已倡議循附加價值來編製貿易統計，政府統計部門應該在這方面多做努力才是。
（十六）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政府強勢回應大陸開啟M503北向及3條輔助航路，除呼籲大陸協商、籲請國際社會聲援外，並約談民航業者施壓，甚至要求航管人員對使用航路的每一航班表示抗議。更有不具名「黨政人士」透過媒體警告，大陸若拒不協商，兩岸恐陷入「敵意螺旋」。M503事件的發展，令人對兩岸關係及台海情勢深感憂心。建請行政院應讓M503事件回歸飛安本質，停止民粹操弄與惡鬥糾纏；當初畫設M503與其輔助航路，出發點在於疏導A470航路流量，期能確保飛航品質與安全。在研擬、商討與測試過程中，兩岸曾經協商過，國際社會亦參與其事，過程公開透明，國際民航組織亦加以認可，其規範應當經得起考驗。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民進黨政府強勢回應大陸開啟M503北向及3條輔助航路，除呼籲大陸協商、籲請國際社會聲援外，並約談民航業者施壓，甚至要求航管人員對使用航路的每一航班表示抗議。更有不具名「黨政人士」透過媒體警告，大陸若拒不協商，兩岸恐陷入「敵意螺旋」。M503事件的發展，令人對兩岸關係及台海情勢深感憂心。
二、事件初起，政府高層自信掌握主流民意，認為民氣可用，決定將爭議拉高到國安層次，還有綠營人士再次操作「木馬屠城」的危機意識，企圖訴諸民眾的恐懼感，號召團結。但經過數日發展，政府卻顯得「說理不足、論法無據」，沒有足以服人的事理、證據與論述，只有強硬的立場宣示與感性掛帥的民粹語彙。甚至連對台灣友善的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薄瑞光都認為，M503是政治議題而不是軍事問題。政府留下太多讓輿論依據法理可譏諷的空間，反而傷害了政府的形象。
三、蔡總統苦於民調數字低迷，預期她未來的政治處境將愈來愈艱困，反對黨雖然沒有阻擋立法的實力，但重要施政都會面臨反對黨、社運團體和民眾裡應外合的抗爭，將舉步維艱；黨內派系力量會不會形成她不連任的共識，都會是她「心底很軟的一塊」。
四、蔡總統個人及民進黨整體在施政挫折和權力焦慮感加疊效應下，政治議題操作已明顯走向民粹化與對抗化。回應M503事件，就刻意模糊飛安性質，而無限上綱到國家安全與空防威脅層次。特別是近日一些與政府有關的學界和政論圈人士，所提意見不但匪夷所思，其中所顯現的思維模式更是讓人憂心。譬如有人主張應對涉入的民航業者減班懲處，這是干擾民航市場依據經濟法則運行、阻擾兩岸既有交流關係的最粗暴行徑，也可能引起大陸相對的反制，政府做好準備了嗎？若政府果真草率行事，那是背棄普世規範，自絕於國際社會，恐將後患無窮。
五、首先，綠營人士解讀兩岸協商中斷，是大陸檯面主事官員出於個人意志的個人行為，因而寄望大陸兩會完成人事更替後，兩岸就可以另起爐灶，重續前緣。針對M503事件，也認為可以繞過政治爭議，直接訴求恢復協商。這是用台灣經驗理解大陸，也是對大陸體制與政治文化的錯誤認知。我們必須坦率指出，九二共識所代表的兩岸關係定位問題是繞不過去的。
六、兩岸經濟社會關係如此緊密，兩岸的交流項目、內容與質量，都不能拿來作為約制對手就範的籌碼。不論是北京或台北都必須理解，所有兩岸交流活動都是回應民眾相互認識、交往之期待，以及實際合作之需求。民眾支持與維持兩岸三通，係因通商創造互利雙贏、通郵維繫溝通理解以及通航保證旅運便捷，這些都是客觀與實際的經濟及社會需求，並非執政者主觀政治意志所能左右。
七、兩岸民間關係的發展是經過前人一步一腳印的累積所致；在兩岸官方無法交往的現狀下，民間仍然能夠維繫交流。在官冷民熱的現狀下，兩岸都要冷靜思考，民意才是王道，民心所向天命難違。
八、政府應讓M503事件回歸飛安本質，停止民粹操弄與惡鬥糾纏；當初畫設M503與其輔助航路，出發點在於疏導A470航路流量，期能確保飛航品質與安全。在研擬、商討與測試過程中，兩岸曾經協商過，國際社會亦參與其事，過程公開透明，國際民航組織亦加以認可，其規範應當經得起考驗。
九、但2015年啟用時，我方民眾仍有疑慮，當時大陸願意正面回應，係因當年兩岸能夠務實處理爭議，在技術面誠意尋找解決方案。大陸航政單位本次在公告擴大運用該航路時，亦明確表示將與我方保持技術性溝通，亦強調該航線在設計時，已避開金馬往返台灣航線，能夠確保飛航安全，已針對我方關切重點做出安排。
十、重視飛安、展現人道關懷，是在此事件能夠獲取國際社會認同的關鍵；兩岸政府處理M503爭議，必須首先考慮飛安及民意認同兩要件，盡快進行技術性溝通。不考量民眾利益，對掌握兩岸情勢與爭取民眾支持必將減分。能夠替對手留下餘地，亦將為本身獲得空間，兩岸若要能夠維繫關係，少一分政治算計，多一點民生為念，才是僵局真正解套的關鍵。
（十七）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台灣集中市場去年首次公開募股（IPO）家數只有21家，是自2007年以來數值最低的一年，從而引發各界關注。為此，證交所已擬具多元上市方案，將透過鬆綁本國企業基本的量化審核條件，希望能衝高IPO的家數。其實在公部門體系，充斥著各式各樣所謂的改革方案，不約而同的都把能夠達到怎樣的成長數據，做為績效指標。而究其實，當初設定KPI本意是讓治理或改革績效可以透過量化來呈現，但是當各部門都以KPI為唯一指標，除了本身就有重量不重質的風險之外，更值得正視的是，它其實已經使得公部門體系不由自主的沾染上「KPI症候群」而難以自拔。除了證交所的此一案例之外，另外相關的案例包括為了回應蔡英文總統「2018解決低薪」的新年新願望，經濟部忙不迭地加速盤點現有租稅優惠、補助政策，擬透過修改「中小企業發展條例」，以期鼓勵、帶動企業替員工加薪；以及包括公股銀行及中華郵政響應式的表示今年會與公務機關同步調薪等。其中前者其實是以犧牲政府稅收為代價，等於是變相的由政府預算支付中小企業的調薪費用，而最後無非只是要達成提高勞工薪資水準的政策KPI。至於後者，公股背景的銀行、企業，未考慮營運績效，只為迎合上級期望就爽快的加薪，又何嘗不是慷公家之慨來成就政策KPI。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台灣集中市場去年首次公開募股（IPO）家數只有21家，是自2007年以來數值最低的一年，從而引發各界關注。為此，證交所董事長許璋瑤3日表示，證交所已擬具多元上市方案，將透過鬆綁本國企業基本的量化審核條件，希望能衝高IPO的家數。許璋瑤特別強調，證交所此一對策，乃是為更貼近市場趨勢潮流，創造「企業拓展規模，國家稅收增長，一般投資人獲利」的三贏局面，而絕對不是為了讓IPO數值好看，而採取飢不擇食的手段。
二、檢視許董事長的這番自我表白，點出證交所真正在意的，其實就是IPO家數創新低，而為了讓這方面的KPI好看，也就只好鬆綁企業上市掛牌的量化審核條件。而從宏觀的角度來看，這種作法充其量只能算是治標，談不上是面對台灣產業結構空洞化，企業投資意願低落，以及新創事業稀少等結構性問題的治本之道。
三、進一步檢視透過這種鬆綁的作法，是否能讓今年台灣股市IPO的家數止跌回升？中華徵信所3日所提供的去年台灣掛牌上市公司結構分析，恰好可以做為參數。中華徵信所指出，儘管台股指數站穩萬點已逾半年，但所有875檔掛牌上市公司中，只有不到一成在去年底股價能夠超過百元；相對的，50元以下的股票占比卻高達75%。而50元股價通常是投資人看好度的基準點，準此意謂著其實台股有四分之三的上市公司並不被一般投資人看好。
四、依據這樣的市場經驗法則，則即使金管會、證交所放寬中小企業申請上市的門檻，達到IPO家數回升的「績效」，但是新上市公司的股價縱使不是淪為水餃股或殭屍股，想要獲得投資大眾的青睞恐非易事。說到底也就只是創造相關KPI暫時達標的幻象罷了！
五、進一步探究何以台灣股市有四分之三的上市公司並不被投資人看好，台股指數卻可以亮麗的站穩萬點的高峰，關鍵當然在於台股交易活絡的股票主要集中於明星股，促使去年台股加權指數漲幅達15%，換算起來，號稱股民平均可入帳131萬元。但究其實，台股並沒有平衡發展，台股站上萬點不破，只是表面風光。
六、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許不應苛責證交所為了讓IPO的KPI好看，就想透過鬆綁中小企業上市門檻以求績效達標的作法。其實在公部門體系，充斥著各式各樣所謂的改革方案，不約而同的都把能夠達到怎樣的成長數據，做為績效指標。而究其實，當初設定KPI本意是讓治理或改革績效可以透過量化來呈現，但是當各部門都以KPI為唯一指標，除了本身就有重量不重質的風險之外，更值得正視的是，它其實已經使得公部門體系不由自主的沾染上「KPI症候群」而難以自拔。
七、所謂「KPI症候群」，簡單來說就是面對問題只知治標卻不從治本入手，結果縱使一時之間數據績效達標，但後遺和代價卻難以估量。除了證交所的此一案例之外，另外相關的案例包括為了回應蔡英文總統「2018解決低薪」的新年新願望，經濟部忙不迭地加速盤點現有租稅優惠、補助政策，擬透過修改「中小企業發展條例」，以期鼓勵、帶動企業替員工加薪；以及包括公股銀行及中華郵政響應式的表示今年會與公務機關同步調薪等。其中前者其實是以犧牲政府稅收為代價，等於是變相的由政府預算支付中小企業的調薪費用，而最後無非只是要達成提高勞工薪資水準的政策KPI。至於後者，公股背景的銀行、企業，未考慮營運績效，只為迎合上級期望就爽快的加薪，又何嘗不是慷公家之慨來成就政策KPI。
（十八）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台灣正處冬季，國人對去年夏天供電吃緊的記憶逐漸淡去；新年伊始，供電情況看似平穩，但實際上卻沒那麼樂觀。近日國內備轉容量率低於7%，已亮起代表供電緊繃的黃燈。過往冬天不缺電的情況，在這幾年供電日漸惡化的情勢下，去年1月備轉容量率就已多次低於6%，今年情況並沒有較去年改善，最快在第2季，國內又將進入供電吃緊的高峰期。然而第三天然氣接收站興建與燃煤電廠排汙改善，關係未來數十年我國在供電穩定與環保間能否取得平衡，在台積電南科新廠等重大投資案即將陸續上路之際，建請行政院必須在這兩項重大能源議題上必須要立刻做出成績，才能讓企業對供電穩定吃下定心丸。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台灣正處冬季，國人對去年夏天供電吃緊的記憶逐漸淡去；新年伊始，供電情況看似平穩，但實際上卻沒那麼樂觀。近日國內備轉容量率低於7%，已亮起代表供電緊繃的黃燈。過往冬天不缺電的情況，在這幾年供電日漸惡化的情勢下，去年1月備轉容量率就已多次低於6%，今年情況並沒有較去年改善，最快在第2季，國內又將進入供電吃緊的高峰期。
二、去年夏天國內供電接連出現狀況，先是和平電廠聯外電塔因颱風倒塌，讓夏季供電瀕臨限電邊緣，之後的815大潭電廠斷氣事件，更讓台灣相隔18年後，再度實施分區輪流限電。政府將去年夏天的缺電風波視為天災與人禍，不肯承認其能源政策過於冒進。對於國人與企業而言，他們無法改變執政黨的能源政策，但有權利要求政府，必須提供穩定的供電。
三、去年815大停電，不幸中的大幸是包括竹科等主要產業重鎮，幾乎未受波及，但看在許多連一秒鐘都不能停電的企業主眼裡，815大停電已敲響台灣能源供應不穩的警鐘。815大停電後，經濟部長與中油董事長先後為此負責下台，台電董事長也由新人接任，政府並宣示多項能源補強措施，包括拉高備轉容量率、加強電網管理等，希望挽回國人與企業界的信心。有兩項能源指標案，政府必須儘速取得進展，才能讓未來數年的供電情勢穩定下來。
四、蔡政府宣示在2025年時國內天然氣發電比重要提高至五成，第三天然氣接收站能否在2022年如期完成，是2025年燃氣發電比重能否達標的關鍵要素。政府計劃在桃園興建第三天然氣接收站，但受到預定施工基地海底藻礁等環保因素影響，原本應該要在去年就拍板興建的第三天然氣接收站，工期已確定延誤。
五、蔡政府原本寄望擅長溝通的中油前董事長陳金德能克服第三天然氣接收站的興建難題，但陳金德因815大停電案請辭下台，打亂了推動第三天然氣接收站的興建計畫。新任中油董事長戴謙上台後，雖然中油推出替代方案，藉由縮減填海造陸的面積減少影響藻礁，希望說服環團接受，但目前環團仍堅持接收站必須異地興建，此案仍處僵局。
六、第三天然氣接收站興建進程，不只關係到蔡總統能源政策支票能否兌現，更關係到未來數十年國內供電能否維持穩定。若沒有即時興建完成第三天然氣接收站以增加氣源的貯存量，必然將面臨供電不足的困境，而這個供電危機已距離不遠，最快2022年就會出現。政府必須提高協調力度，儘速確定第三天然氣接收站的興建位址與計畫。
七、今年冬天空汙問題已讓國人忍無可忍，間接迫使地方政府對其境內的燃煤電廠下重手，以換照卡關等方式要求減少發電，由於燃煤發電目前是我國的供電主力，占比逾四成，若燃煤電廠發電受影響，將立即衝擊供電穩定。以國內最大的燃煤電廠台中火力發電廠為例，其興建室內煤倉以降低汙染的計畫，近期已兩度流標，政府應協調台電儘速完成發包，其他排汙改善工程，也必須在期限內完成。
（十九）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行政院長賴清德透露，政府將投入243億元預算發展綠能建設，銀行將提供1.2兆元，融資公民電廠和民間開發商，吸引全球綠能大廠來台投資。這種類似大躍進的「全民種電」運動氣魄雄偉，卻令人憂心，如此不惜巨資投入高風險的綠能建設，如不能及時填補貿然淘汰的核電，不但可能造成供電危機，投資失利更可能造成金融體系不安。能源政策從落實的可能性、空汙排放增加，到供電成本上揚等，存在多重問題與風險，如果國內金融機構大舉融資綠電，將再增添金融風險一項。建請行政院應檢討能源政策、務實修正時程，切勿置台灣的未來於險境中。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行政院長賴清德透露，政府將投入243億元預算發展綠能建設，銀行將提供1.2兆元，融資公民電廠和民間開發商，吸引全球綠能大廠來台投資。他呼籲「全國民眾共同參與，讓台灣邁向綠色矽島進步國家。」這種類似大躍進的「全民種電」運動氣魄雄偉，卻令人憂心，如此不惜巨資投入高風險的綠能建設，如不能及時填補貿然淘汰的核電，不但可能造成供電危機，投資失利更可能造成金融體系不安。
二、台灣資金充沛，甚至可說游資泛濫，錢絕對不是問題。以金管會的數字看，全體本國銀行存款餘額近37兆元、放款餘額近27兆元，存、放款差額超過10兆元。國內金融機構要為綠能建設融資1.2兆元，甚至可以說，長期以來國內投資不振導致的濫頭寸問題可藉此舒緩，創造金融機構與國家經濟的雙贏。不過，以台灣的政治文化、金融體系專業能力，及蔡政府推動綠能的粗糙急切，可能引發金融不安並非危言聳聽。
三、金融體系首重風險控制，金融安定就是國家安全。國內銀行對專案融資相對是較陌生、缺乏專業；對政府推動綠電建設的主力─離岸風電，更是連碰都未碰過，不要說銀行內部，甚至國內這方面的人才都相當缺乏。銀行如果要融資給風電業者，首要之務當然是先評估這些專案的風險、計算其回報率、了解是否有償債能力。而這需要對風電的工程技術、電力市場、未來現金流，甚至未來的「政治風險」都有足夠的專業知識，才能掌握風險、確實評估。
四、但這時卻因政府的政策，銀行大舉投入，特別是占國內銀行半壁江山的公股行庫在不得不配合政策的壓力下進行融資貸款，未來的風險不言可喻。不久前才發生的慶富案，其實就是一項專案融資案；就金融專業觀點看，因為已有國防部的合約，軍方必然會給付工程款，相對還算單純、風險也低，最後猶發生違約、讓公股行庫苦吞百億元呆帳，綠電融資超過1兆元，如果也出事，豈不動搖金融體系的安定？
五、此外，政府也宣揚推動綠電政策可吸引國際大廠來台投資，同時可發展國內綠能產業，對經濟幫助大等觀點。但實際狀況恐怕未必如此。一般所謂吸引外資來台投資，第一要件是希望來台投資創造就業機會、提升國內生產毛額；第二則是希望所生產者能出口，賺取外匯。如果是面向國內市場者，則是希望透過競爭，提升民眾經濟福祉。但綠電未必可達到這些目標。
六、台灣的綠電產業中，太陽能產業發展多年，一度是全球前3大產量國；但全球太陽能產業激烈的娩爭，讓台灣的太陽能企業淪為「四大慘業」之一，幾年前曾投入的台積電、友達、聯電等龍頭科技公司，也已紛紛退出該產業。而台灣風電產業幾乎可用無根基、乏利基來形容，未來能在國際上有競爭力與否，是一個大問號。因此，所謂的「產業效應」讓人懷疑。
七、而台灣能吸引歐洲大型風電廠商來台，靠的不是「良好的投資環境」，其實完全是靠政府給予得標廠商高額的保證收購價格。得標者享有長達20年、每度高達6元以上的保證收購價格，這個數字是歐洲風電決標價的2倍以上，如此「好康」的生意，難怪歐洲風電廠趨之若鶩地來台。
八、但吸引國際大廠來台的高保證價格，卻可能是台灣民眾與經濟的災難。電力無法外銷，風電投資者的電全部賣給國人；而給予高保證價格，代表的是國人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對民眾而言是生活花費增加，對企業而言是生產成本增加，而且時間長達20年。能源專家陳立誠計算過一個數字：20年的保證收購價格，讓台灣向國外「進貢」1.3兆元，他稱之為「喪權辱國」；這些錢都由外國風電廠賺走，留給台灣的是更貴的電價、更不穩定的供電。
九、更荒謬的是，若這些風電是在台灣電力不足時補足缺口也罷，代價較高大家也認了；但實際上風電主要供電在秋冬，此時台灣電力原本就不缺；倒是在缺電的夏天，風電發出的電量稀少。
（二十）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民眾感嘆物價高漲，但主計總處所公布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始終是平穩，不動如山，造成兩造之間落差的原因很多，有感覺上的問題、有算術上的問題、還有調查項目上的問題。政府統計的目的在於反映實情，各國國情不同，只要大原則不背離國際定義，自可靈活處理。尤其我國高達9成的自有住宅率遠高於美、歐、日等國，他們租屋者多，以租金做為居住價格尚可，我們僅區區1成的比率，硬要以租金來反映居住成本，實在是昧於事實，建請行政院責成相關單位對此進行研議改編，以讓我國物價指數能更準確反映總體經濟的實況。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這些年我們經常聽到民眾感嘆物價高漲，但主計總處所公布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始終是平穩，不動如山，造成兩造之間落差的原因很多，有感覺上的問題、有算術上的問題、還有調查項目上的問題，底下我們一一加以討論。國民經濟在追求所得成長之餘，了解物價變化也很重要，因為一旦物價漲幅超過所得增幅，這便代表人們享有的福祉下滑了，表面上所得增加，實際上購買力是倒退的。
二、有鑑於此，舉凡食、衣、住、行、育、樂等商品或服務的價格都在物價調查之列，主計總處每月會調查蔬果、雞蛋、成衣、房租、水電、汽油等370項的價格，然後加權平均得出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從涵蓋面而言，小至檳榔、香菸，大至汽車一個也沒放過，可謂詳盡矣，那麼，何以編出來的數字跟民眾感覺有這麼大落差？
三、第一個原因是感覺上的落差，那些三、兩天就會買一次的蔬果一旦上漲，特別有放大效果，而這並非指數有問題。第二個原因是算術上的問題，CPI是個平均數，是依全國消費結構加權平均，這個全國消費結構未必等於家庭的消費結構，這也怪不得主計總處。第三個原因是調查項目上的問題，其中占CPI權數高達18.2%的房租是否適合再沿用下去，值得深思。
四、占CPI近兩成的房租，已無法如實反映民眾的居住價格，以主計總處所編的房租指數，近6年（101～106年）僅上漲4.1%，然而依內政部編製的房價指數6年來卻已大漲26.3%，這兩者的差距，正是民眾感受的落差，應該考慮以房價替代房租以如實反映人民的感受。
五、依據內政部住宅需求動向調查的資料，全國平均房屋單價於94年至102年大漲70%，而同期間房租僅微升2.5%，再以前述近6年的情況觀察，亦復如此，這說明十多年來這兩項指標走勢已是南轅北轍，我們以房租做為國人居住價格的計算基礎，已嚴重低估，由於其占CPI權數近兩成，這又導致CPI被低估。
六、主計總處向來認為房子是資本財，買房子不是消費行為，因此房價自不宜進入CPI，而該以房租來反映民眾的居住價格變化。這個說法看似有理，其實不然，今天購屋者通常是向銀行貸款，然後付20年房貸，若付房租是消費行為，房貸為何不是？若房租適宜納入CPI，房貸所反映的房價變化為何不可？依據調查，近6年國內整體貸款負擔率已由31.3%升至38.9%，6年來升幅達24.3%，這個壓在民眾身上的價格變化，已改變了民眾許多消費行為，影響如此重大，實非區區4.1%的房租漲幅所能反映。
七、依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我國於105年的自有住宅率達89.5%，換言之近9成家庭是住自己的房子，只有區區1成是租屋。這是一個關鍵數字，CPI究竟是要參採1成租屋者的感受？還是反映9成自有住宅者的感受？不言自明。我們當然了解這9成自有住宅者有些已付完房貸，但相信仍有極高比例還背負著沉重房貸。
八、多數人應該都會認同以房價、房貸來取代房租，但主計總處應該仍有遲疑，因為他們一直認為這樣做不符國際定義。然而，國際定義並非永遠不變，過去研發支出不算民間投資，如今不是算進去了嗎？過去復出口不算出口，如今不也算出口了嗎？若以遵循國際定義而言，我國迄今公債的定義仍異於美、歐，也不見主政機關有想與國際接軌的意思，顯示這個統計定義仍可自我判斷，實不必畫地自限。
（二十一）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美媒報導指出美國政府對中國大陸的單方貿易制裁已箭在弦上，除將公布稍早美國貿易代表署啟動對中國大陸「301條款」調查的結果外，近日可能再宣布兩項針對大陸的新貿易制裁政策。對台灣而言，「台灣接單、海外生產」代工出口模式，是經濟上最大弱點，一旦美國對中國貿易制裁波及規模龐大「以大陸為工廠」、「以美國為市場」的代工業者，衝擊至深且鉅，再加上川普稅改以鼓勵製造業投資美國、減少外包為重要目標，對台灣出口是雙重衝擊。建請行政院要警惕川普經貿政策可能帶來的巨大變數，不要再沉醉於可以增加出口、加強和美國合作等無厘頭的想法。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據美媒報導指出，美國政府對中國大陸的單方貿易制裁已箭在弦上，除將公布稍早美國貿易代表署啟動對中國大陸「301條款」調查的結果外，近日可能再宣布兩項針對大陸的新貿易制裁政策。報導甚至指出，川普已做成結論認為中國不會如美國期待在北韓問題上扮演關鍵角色，故準備好在進入總統任期第二年，投下美中「貿易炸彈」。美國對大陸採取片面制裁措施，勢必引發中國報復，一旦美中爆發貿易戰，對全球貿易和經濟都將造成衝擊。台灣和大陸經貿關係密切，可能受到的衝擊影響更大，政府和民間皆須及早作好應變準備。
二、川普政府楬櫫「美國優先」政策，以改善貿易赤字及製造業重返美國為施政主軸，中國大陸居美國逆差首位，近年年平均貿易赤字逾3,500億美元，占美國貿易赤字總額將近一半，去年1-9月美中貿易赤字較前年同期又增加6.27%，顯然和川普縮減貿易逆差目標背道而馳，中國成為川普打擊的頭號經濟戰犯，乃勢所必然。
三、去年美中元首互訪及二次「川習會」，由於北京刻意經營對美關係，加上川普政府在北韓問題上亟需中國援手，因而中美雙方在貿易問題上未如過去大家預料般的針鋒相對；11月上旬川普訪中時，北京更奉上逾2,500億美元的商業合約大禮，川普本人在貿易議題上也多次鬆口，放話若北京在北韓問題上盡力幫忙，則在貿易問題上可放大陸一馬，甚至還說出中美貿易逆差並不責怪北京等話語。
四、然而，隨著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不斷挑動美國的敏感神經，川普政府似束手無策，而北京對北韓亦未發揮影響力，美國間諜衛星又拍到疑似中國及北韓船隻在海上交易石油照片，讓川普作出中國不會協助美國處理北韓問題的結論，再加上中共19大後美國國內視中國為威脅的氛圍更為強烈，圖窮匕現，美國對大陸實施貿易制裁的議程因而浮上檯面。
五、美國反制中國經濟崛起及美中貿易的可能對抗，顯然已成美國的國家戰略，川普亞洲行祭出「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核心思維是聯手日本、澳洲、印度等海洋民主國家，共同因應中國崛起及「一帶一路」戰略。去年底美國公布「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把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並指責北京奉行的戰略是在削弱美國的經濟侵略。川普政府楬櫫的國家戰略皆劍指中國，煙硝味日益濃厚。
六、而美國對中國可祭出的貿易制裁手段很多，除上述針對智財權301條款調查報告外，還有去年3月川普下令商務部及貿易代表署提交「重大貿易赤字綜合報告」，232國安條款調查鋼鋁進口，鋁合金雙反調查，多項反傾銷、反補貼的貿易救濟調查，乃至在世界貿易組織（WTO）拒絕承認中國大陸「市場經濟地位」等等。
七、這些制裁措施可能的殺傷力量不容低估，媒體報導，川普政府最快1月就可能運用301條款對中國消費電子產品徵收額外關稅，作為報復廣泛竊取美國公司智慧產權的懲罰；另可能對進口太陽能電板和洗衣機課反傾銷稅，以保護美國業者，還有很多其他手段，涉及的產品範圍很大，影響廣泛深遠。
八、對台灣而言，「台灣接單、海外生產」代工出口模式，是經濟上最大弱點，一旦美國對中國貿易制裁波及規模龐大「以大陸為工廠」、「以美國為市場」的代工業者，衝擊至深且鉅，再加上川普稅改以鼓勵製造業投資美國、減少外包為重要目標，對台灣出口是雙重衝擊。我們希望政府要警惕川普經貿政策可能帶來的巨大變數，不要再沉醉於可以增加出口、加強和美國合作等無厘頭的想法。栓緊螺絲，全力因應變局，才是負責任的態度。
（二十二）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十幾年來台灣的發展大致為：維持以代工為主的商業模式，後PC時代一籌莫展、數位經濟時代幾乎繳了白卷、薪資全面停滯、年輕人也陷入低薪的困境。然政府及企業界可以提供更好的舞台，讓年輕人發光發熱，就政治和社會而言，給予年輕人更多參政權，更多社會經驗，有機會為年輕族群發聲，爭取平等待遇，此時，設置平台，透過平台了解他們的心聲，降低挫折感。就經濟而言，透過創投基金、天使基金等，提供資金協助其創業，以及新技術、商業模式的先行先試機會。同時，政府可以考慮成立基金，媒合就業，協助創業，並透過社會住宅的提供，減少其疏離感。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十年多以前，大陸某一網路科技公司創辦人造訪台灣時，曾說過：「對台灣的第一印象是，一群年紀老大不小的人在談創新……」十幾年下來，最後台灣的發展大致為：維持以代工為主的商業模式，後PC時代一籌莫展、數位經濟時代幾乎繳了白卷、薪資全面停滯、年輕人也陷入低薪的困境。反觀大陸，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等三大重量級科技公司，它們的創辦人李彥宏、馬雲、馬化騰分別在入口網路、電子商務及行動支付，社群網站與遊戲等領域各闖出一片天堂，並在網路上引領風潮，相形之下台灣真是汗顏。
二、另一方面，美國蘋果公司剛上任的中國區執行長42歲，IBM台灣地區的總經理也才45歲。由此可知在創新、創業及數位經濟時代，年輕人才是引領社會、經濟思潮的主流，也是經濟成長的重要驅動力。為何邁入新經濟，數位經濟時代，年輕人才是經濟、社會及政治的主要驅動力？
三、就UBER、AIRBNB、NETFLIX等數位經濟時代的獨角獸而言，它們在共享經濟、影音串流上的突破，都是破壞式的創新。破壞式的創新和過去技術、經驗的連結不大，加上年輕人對網際網路、行動通訊等技術得心應手，對社群網路的了解也多，才能主導新一波的創新。其次，年青人有熱情，有衝勁不怕失敗，這也是創新創業的必備條件。反之，中老年人顧慮多，行動力受到制約，加上過去成功的經驗，忘不掉光榮的歷史，也無法進行大破大立的突破，以代工為例，台灣企業界以填滿產能為主要思考，只敢挪出少數資源創新，害怕失敗。而第一代創業成功者，也有過去團隊的包袱，欲大幅改革，也有實際上的困難。
四、隨著土地、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欲尋得大規模土地進行製造的機會減少，未來研發、人才密集，不須太多土地，高附加價值的創新創業成為主流，對於這一代高教育水準的年輕人，有知識及科技的肥沃土壤，加上全球金融風暴後，實質投資少，高階就業機會有限，年輕人創業蔚為風潮，引領風騷。
五、全球金融海嘯後，全球進入M型社會，貨幣寬鬆帶動股市、房市泡沫，反之實質面就業機會增加有限，在高房價，低所得的嚴峻情勢下，年輕人的挫折感、相對剝奪感增加，爭取社會發言權，參政權的呼聲大為提高，也造就了法國的年輕總統馬克宏，奧地利、希臘三十來歲的年輕總理。雖然年輕人參與政治、經濟改革不必然成功，但給他們足夠的參與權，可以降低其挫折感，即使失敗，但曾經參與不會留下遺憾，減少被剝奪感，促進社會的和諧。
六、對台灣而言，年輕人有創新想法，有參政權，可以減少藍綠壁壘分明的對抗，社會上有同儕為年輕人發聲，為其爭取福利，降低被剝奪感。在經濟上，年輕人熟悉數位工具、社群網路，透過創新試驗，先行先試及創新創業，有助於其擺脫22K的困境。當然，年輕人容易衝撞體制，但相對經歷較少，故也應尊重中老年人的智慧、經驗，以減少犯錯的機率，同時，中老年人過去一步一腳印的努力也值得借鏡。畢竟除了創新、創意之外，腳踏實地、不怕吃苦，從失敗中擷取更多的經驗，更多的智慧，才是成功的保證，想要一步登天的機會相對微乎其微。
七、展望未來，政府及企業界可以提供更好的舞台，讓年輕人發光發熱，就政治和社會而言，給予年輕人更多參政權，更多社會經驗，有機會為年輕族群發聲，爭取平等待遇，此時，設置平台，透過平台了解他們的心聲，降低挫折感。就經濟而言，透過創投基金、天使基金等，提供資金協助其創業，以及新技術、商業模式的先行先試機會。同時，政府可以考慮成立基金，媒合就業，協助創業，並透過社會住宅的提供，減少其疏離感。而產業界除了內部創業（SPIN-IN）或協助衍生公司（SPIN-OFF）的成立，使內部的年輕員工有創新、創業的機會，有更多揮灑的空間及舞台，提高其成就感之外，有了利潤也應為年輕人加薪，使他們得以擺脫22K的窘境。
八、綜言之，大環境的發展，對年輕人不利，不管在工作機會、薪資水準，乃至房價的飆漲，也使其相對剝奪感大增，致反政府、反政策，社會也因此分化、對立，政策推動受阻。因此，讓年輕人在政治、社會、經濟上有嶄露頭角的機會，台灣才有轉骨、向前走的契機。否則，年輕人充滿怨懟之心，對社會疏離，政策推動不易，台灣經濟也走不遠。
（二十三）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蔡總統希望將最低薪資拉高到3萬元，為創造議題媒體效應，還親自帶領幕僚吃摩斯漢堡，民進黨黨工也到麥當勞吃速食，鼓勵這兩家率先提高工資的企業。蔡總統關心低薪問題是一件好事，要知道，台灣之所以再次政黨輪替，主要就是因為民眾不滿上屆政府的經濟表現，實質薪資不增反減。不過，解決問題必須正確掌握病灶、對症下藥；若配藥錯誤，不僅會拖累病情，還可能積重難返、病入膏肓而回天乏術，不可不慎。其實提高勞工薪資的最有效方法還是正本清源，從提升企業獲利水準、激勵企業投資著手，也就是要打造投資和營運的優良環境。這包括境內的（如改善「五缺」問題）和境外的（如改善兩岸關係、簽署貿易協定）等，但這些問題都已談論甚久，卻受政府執政方向、策略與執行力等限制，始終未見成效。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蔡總統希望將最低薪資拉高到3萬元，為創造議題媒體效應，還親自帶領幕僚吃摩斯漢堡，民進黨黨工也到麥當勞吃速食，鼓勵這兩家率先提高工資的企業。蔡總統關心低薪問題是一件好事，要知道，台灣之所以再次政黨輪替，主要就是因為民眾不滿上屆政府的經濟表現，實質薪資不增反減。不過，解決問題必須正確掌握病灶、對症下藥；若配藥錯誤，不僅會拖累病情，還可能積重難返、病入膏肓而回天乏術，不可不慎。
二、蔡總統提出的5大加薪方法，看來都用意良善，部分也具有可行性。只是，任何公共政策都涉及成本、效益、預算限制3因素；任何政策首先要考量，就是有無預算可以支持。如果真有足夠預算，當有一堆措施可以選擇時，挑選的原則應該是可以獲得最大效益的優先。例如，若預算只能支持1個選項，而選項2和選項4相比，每1元政府支出在選項2帶來的效益較高時，就優先選擇選項2。
三、因此，蔡總統的5項措施指示，比較嚴謹的政策分析首先必須逐一研究其是否具備實施的可行性；其次，是研究其「效益」是否大於「成本」；其三，是否有足夠預算支持；其四，依「效益／成本」比例來排列優劣次序；其五，若預算不足，排除掉「效益／成本」比例較低的措施；其六，可以同時評估現有措施，淘汰掉效益／成本比例偏低的現有方案，改採相對效益較高的新方案，這就是「零基預算」的做法。這些步驟必須基於嚴謹的推估，不是憑直覺或個人主觀偏好。若難獲得客觀數據，至少有專家意見調查等相對可行的替代方法，作為評估的基礎。
四、依照上述原則，行政團隊目前的要務就是客觀地研究蔡總統建議的5大方案，推估出各個方案的可行性和效益／成本比，排列其優劣次序，和預算空間及現行方案比較後，經過取捨才能加以推動，絕不是「官大學問大」，政治性地全盤接受，然後立刻全面推動。
五、當然，經過專業訓練的推論「直覺」，也許可以部分代替推估的數據。例如，推動基本工資調升或最低薪資立法，是否可以提高就業者的「一般性薪資」，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基本工資或最低薪資的設定目的，是在保障最弱勢就業者的最起碼生活，通常只和最弱勢的就業者有關；一般就業者的薪資遠高於它，不會受到它的調升而提高。受到基本工資或最低時薪保障的弱勢勞工，在全台1,100萬就業者中，應該不到100萬名本國勞工和70萬名外籍勞工。為他們提高工資底限，不僅無法提高一般就業者的薪資，是否反而會衝擊就業人數，固然在實證上仍無定論，但理論上會產生就業衝擊則相當清楚。
六、「讓產業轉型」，其實只能算是理想或目標，也一直是每一屆政府的願望，如何能轉型才是困難所在，蔡總統其實和她的前任們一樣，沒有特別好的答案。「減輕年輕人生活負擔」是值得支持的方向，若力道足夠，也可有效提高下滑的生育率，但比較屬於社會政策，不至於影響薪資。
七、其實提高勞工薪資的最有效方法還是正本清源，從提升企業獲利水準、激勵企業投資著手，也就是要打造投資和營運的優良環境。這包括境內的（如改善「五缺」問題）和境外的（如改善兩岸關係、簽署貿易協定）等，但這些問題都已談論甚久，卻受政府執政方向、策略與執行力等限制，始終未見成效。
八、如果不期待政府的積極作為，至少不要出現嚇跑投資的負面社會氛圍，企業或許還能維持一定的投資信心與意願。但政府的「政策不穩定」因素，如兩岸關係惡化造成陸客止步、粗糙停用核電造成空汙和停電威脅、「一例一休」忽左忽右等，都將降低企業獲利、嚇走國內外投資，造成就業機會減少、薪資不增反減的惡劣結果。
九、先求政策穩定，再針對低薪和非典型就業者對症下藥，才是正確的思路。先在需求面創造足夠的投資，才能因競爭聘用勞工而產生理想的薪資，這有賴於政府調整資源配置，導向21世紀經濟的主力─服務業，否則在服務業生產力長期偏低下，整體薪資不可能顯著提升。
（二十四）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政府對於2018年的政府目標，強調要解決低薪問題，讓年輕人看得到未來。這樣的政策宣示凸顯出政府已經體認到低薪問題，特別是起薪太低的「22K現象」已經讓年輕人看不到未來，甚至造成對國家前途與政府施政失去信心的社會氛圍，因此企圖以津貼或政府採購加分等方式，鼓勵企業提高底薪或為員工加薪。這樣的積極政策固然值得肯定，但若非從改變產業結構著手，提高製造業和服務業的附加價值，並力求改變人力供需失衡現象，將難以真正有效解決低薪問題。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總統蔡英文對於2018年的政府目標，強調要解決低薪問題，讓年輕人看得到未來。若企業在薪資結構有利於年輕人，可能參照國外作法給予津貼、或企業參與政府標案時，給予點數上的加權等方式獎勵。
二、這樣的政策宣示凸顯出政府已經體認到低薪問題，特別是起薪太低的「22K現象」已經讓年輕人看不到未來，甚至造成對國家前途與政府施政失去信心的社會氛圍，因此企圖以津貼或政府採購加分等方式，鼓勵企業提高底薪或為員工加薪。這樣的積極政策固然值得肯定，但若非從改變產業結構著手，提高製造業和服務業的附加價值，並力求改變人力供需失衡現象，將難以真正有效解決低薪問題。
三、近年來，由於台灣經濟成長趨緩，使得薪資停滯問題成為社會關注的課題，甚至於導致社會對立，勞工和民間團體動輒以「慣老闆」、「血汗企業」等，為企業主貼上負面標籤，進而導致社會上對於勞工法規相關問題的討論，缺乏理性與衡平的思考，這種交相攻訐的社會氛圍，的確令人心憂心忡忡。
四、但事實上，台灣的薪資成長無法隨著GDP成長而提高，反映的是台灣產業結構的困境，其一是台灣產業附加價值率持續下降，台灣製造業2015年的附加價值率為28.5%，遠低於美國的37.2%和日本的34.8%，其中雖然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附加價值率高達42.2%、電子零組件也達38.4%，但是機械設備附加價值率只有25.9%、食品18.0%、化學材料和基本金屬業更只有14.5%和13.0%，顯示傳統製造業附加價值率偏低，嚴重限制了企業主加薪的能力。
五、其二是20年來製造業大量外移至國外設廠生產，使得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比重在50%～58%之間，無法創造國內就業機會，資金主要用來支付海外勞工薪資，台灣的勞工薪資自然難以全面提升。其三則由於台灣服務業產值佔63%左右，中小企業家數佔比達96.8%以上，中小企業佔比太高，造成規模不夠強大和國際化程度不足，毛利率不高，無法提供良好的待遇給員工，必須以生產銷售獎金、津貼和紅利去補足員工待遇。
六、對於這些結構性問題，政府有必要效法川普政府重振美國製造業以「雇用美國人」政策，從振興製造業和鼓勵製造業回台切入，以推動創造就業機會及薪資成長。因為根據主計總處的資料分析，台灣製造業前十名行業的平均薪資約5.6萬元，遠高於服務業前十名行業的平均薪資約5.1萬元，而服務業中薪資水準較高的產業類別，不少是屬於支援製造業的服務業，而不是受雇最多的批發零售業。若製造業能夠持續發展，創造「優質就業」的機會也將隨之增加。因此，政府應該加強宣導製造業的前景及政策規劃，增加年輕人投入製造業的意願。
七、政府應協助並促進各產業開發新產品、進行技術創新及鼓勵企業發展自主品牌推動產業高值化，以促進產業轉型升級，以及協助服務業運用自動化、資訊化等技術開創新服務模式，在台灣創造高附加價值的營運活動，才是化解低薪困境的的根本策略。特別是在協助轉型與發展高附加價值的營運活動，也應鼓勵企業投入人力資本提升所需要的訓練，才能同時提升勞工薪資和就業職能。
八、政府應積極調查發掘大陸台商轉型升級與回台投資的需求，協助解決勞動力和土地取得的困難，並提供相關優惠措施，以激發廠商投資之意願，特別是五加二創新產業發展方案之推動，也應成為吸引台商回台從事高附加價值的生產活動的政策工具，以「客製化吸引戰略」，主動針對可能回台的產業規劃在台投資之創新營運模式，吸引台商回流，才能創造更多「優質就業」機會。
九、在台灣有許多被認為是3K產業（即為辛苦、污穢、危險的工作）的工作，年輕人不願意投入，也有人勉強上了工，卻因為工作內容太辛苦，無法堅持而離職，使得產業無法留住人才，長期缺工最後只能倚靠外勞填補勞動缺口。對於這一類產業若能澈底改善勞動環境、並保障工作安全，將是一方面解決缺工問題，二方面創造優質就業的根本辦法。
（二十五）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政府日前公布人力運用調查結果，這項調查是如今了解台灣「非典就業」的惟一途徑，因此備受關切，尤其今年非典就業首度升破八十萬人。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於今年初曾估計，現今進入小學就讀的兒童，長大後有65%將從事目前還不存在的工作，而目前25%的工作者未來有半數以上也會被自動化所取代。此言若屬實，台灣是全球供應鏈的一環，這一外在的變化勢必加劇台灣勞動市場的「非典化」，要求行政院及其所屬主管機關應謹慎因應，避免未來台灣非典就業、海外就業再行擴大。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政府日前公布人力運用調查結果，這項調查是如今了解台灣「非典就業」的惟一途徑，因此備受關切，尤其今年非典就業首度升破八十萬人，更格外引人注目，依此趨勢不變，台灣中產階級將日漸消失，實質薪資不久也將倒退二十年，民怨將如潮水而來。
二、非典就業包括部分工時、臨時性僱用及人力派遣這三類，之所以稱為非典，是因為這三類人力雖有工作，但並非完全就業，非僅薪資低，勞動條件也比較差，因此雖名為就業，生活卻依舊困窘，更遑論自工作中獲得成就感了。據統計，當前派遣人力月薪3.4萬元，低於平均水準4.0萬元，而部分工時者月收入更只有1.5萬元，他們當中逾七成收入不及2萬元，至於從事臨時性工作者，其收入恐怕又等而下之了。
三、從這些簡單的數據就可以了解，非典就業者若只是學生、家庭主婦打工貼補家用，則情況還好，但如果是家庭經濟主要來源，不兼兩、三個差，生活將備極辛苦。而如今調查的數據告訴我們，近十年我們的非典就業人數由65萬升至80.5萬，逐年上升的趨勢非常清楚，這代表有更多家庭陷於捉襟見肘，有更多中產階級逐漸消失。
四、當這項調查結果發布後，行政院於次日竟召開記者會樂觀的表示：「近九年全時正式工作者增加人數，為非典工作者五倍，非典就業增幅已漸緩和。」又說：「非典工作上升，係因自由工作者已成國際趨勢。」聽其言，好像這些打工者、兼差者或派遣勞工樂在其中，台灣勞動市場沒有太大變化。然而，這並非事實，近年收視率極高的韓劇「未生」談的就是一位非正式員工的落寞，幾年前日劇「派遣女王」、韓劇「菜鳥上班族」也凸顯派遣人力的無奈，他們怎麼快樂得起來呢？從本次調查我們也發現有五分之一的非典就業者是因為找不到全時工作才屈就於此，真正偏好兼差、打工等非典工作者只有一成多。人情之常，除非天性崇尚自由且衣食無虞者，否則怎可能會喜歡收入低、勞動條件差的非典工作？
五、行政院面對非典就業升逾八十萬，依然只挑「好數字」講，一派淡然，警訊全成了喜訊，他們絲毫沒察覺工作貧窮正快速擴散，回想去年蔡總統就職演說時，對年輕人的低薪及就業何等關懷，如今安在哉？今天青年人起薪之所以不如十七年前，實質薪資之所以倒退十七年，不正是因為就業結構出現劇變嗎？對於這個劇變一派淡然，而口口聲聲要提升國人薪資，政策思維之錯亂，令人嘆為觀止。
六、事實上，台灣今天非僅「非典就業」逐年增加，「海外就業」也快速成長，這難道還不足以說明我們勞動市場已出現劇變嗎？我們非典就業十年之間由65萬增至80.5萬，海外就業十年內也由34萬增至72.4萬，這樣的變化難道還不夠大嗎？兩者合計已有153萬人，占我國就業人口的14%，這個比例還不夠高嗎？
七、海外就業、非典就業人數升高反映的正是國內勞動條件變差，薪資太低，這樣的勞動環境創造不出好的就業機會，自然也就留不住人才，而何以國內勞動條件會變差、薪資會跟不上鄰國？民進黨要負最大的責任，自2000年政黨輪替以來投資環境在政治爭鬥中惡化，如此環境自然吸引不了外資，也留不住本國廠商，試想企業觀望之風瀰漫，投資豈能成長？投資不成長而要企業加薪，豈非緣木求魚。
八、如今執政黨的政治計算太多，在野時無所不用其極的反對杯葛，執政後又政治掛帥一意孤行，是以不論能源政策、產業政策或外貿政策均看不到其中的聯繫。有趣的是，這一年半來，一切經濟問題的解答永遠是「五加二產業」，投資不振要靠五加二，研發創新要靠五加二，留才要靠五加二，連經濟保二也要靠五加二。然而，五加二終究不是萬靈丹，怎可能如此神奇，顯見府院幕僚用心之淺，非但沒有意識到台灣當前產業的困境，也低估了這一波勞動市場的劇變。
九、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於今年初曾估計，現今進入小學就讀的兒童，長大後有65%將從事目前還不存在的工作，而目前25%的工作者未來有半數以上也會被自動化所取代。此言若屬實，台灣是全球供應鏈的一環，這一外在的變化勢必加劇台灣勞動市場的「非典化」，若不謹慎因應，未來台灣非典就業、海外就業會擴大到什麼地步，民怨會升到多高，皆難以逆料。
（二十六）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科技部宣布從1月1日起啟動AI創新研究中心，將在未來五年投入50億，分別在台、清、交、成四所大學，成立四個AI創新中心。政府所以設立創新研究中心，從目標上觀察，最終也是希望能夠提供產業應用所需的工具、平台、數據及人才，立意甚佳。不過，不可諱言的，國內產學合作過去鴻溝甚大，如何讓這樣的想法貫徹落實，需要進一步思考與設計。因此，建請行政院除了科技部設立AI創新研究中心，發展相關技術外，為讓產學合作能夠接地氣，建議教育部、經濟部及勞動部可進行跨部會合作，建置全國AI人才資源資料庫；亦即應鼓勵各大專院校主動登錄AI教授人才，針對教授專業領域進行分類標籤，並積極蒐集國內及國際企業AI導師名單、提供誘因鼓勵業者主動登錄企業導師人才，讓具備AI課題解決經驗、或擁有設計AI學程經驗，以及跨領域知識的實務專家可以進入學校，協助訓練人才；學校可針對欲開發的AI學程類別，提出對企業導師之需求，企業則針對公司遇到的AI課題，提出與教授合作的需求，由平台進行供需之媒合。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科技部宣布從1月1日起啟動AI創新研究中心，將在未來五年投入50億，分別在台、清、交、成四所大學，成立四個AI創新中心。科技部部長陳良基表示，藉由創新中心的機制，以五年為期深耕台灣AI的基礎技術，期望可以藉由研究創造出可供產業使用的AI工具，並創造出能夠適用在不同產業的AI平台，最後，科技部也會提供產業在數據上的協助，亦即在研究過程中所產生的大數據，未來能夠給企業界使用。
二、陳良基也強調，執行的教授也應思考如何運用計畫的資源成就學生的未來。他舉例，教授可以協助學生到產業界實習，培養學生更多實務能力，或是不定期邀請國際相關領域的專家前來交流。
三、近年來AI發展迅猛，各國無不卯足了勁推出各種政策、挹注資源，以及培訓與延攬人才，希望能夠透過AI的發展來提升產業競爭力。政府所以設立創新研究中心，從目標上觀察，最終也是希望能夠提供產業應用所需的工具、平台、數據及人才，立意甚佳。不過，不可諱言的，國內產學合作過去鴻溝甚大，如何讓這樣的想法貫徹落實，需要進一步思考與設計。
四、以AI人才缺乏為例，就學校端而言，不僅師資不足，學校教授大多也不了解各領域產業對於AI的需求課題是什麼？而若要能夠產學接軌，更缺乏具資格的AI企業導師來源；而在產業端，一般企業對於學校教授的AI專長領域沒有完整的藍圖，甚至各產業也不清楚自己是否可以利用AI來解決課題、或是要用哪些AI技術？
五、簡言之，目前的狀況是產學雙方對於彼此的人才供給條件以及個別產業的需求課題都還沒有清晰的圖像，因此需要建構一個AI人才資源資料庫，提供AI產學媒合平台、產業AI輔導團、AI開放式創新平台等，幫助供給端釐清產業需求，並提供企業多元且開放的解題來源。若能如此，學校可獲得企業導師指導，精準設計產業所需課程；企業也可有效率地找到學校資源，解決內部AI課題。
六、因此，除了科技部設立AI創新研究中心，發展相關技術外，為讓產學合作能夠接地氣，建議教育部、經濟部及勞動部可進行跨部會合作，建置全國AI人才資源資料庫；亦即應鼓勵各大專院校主動登錄AI教授人才，針對教授專業領域進行分類標籤，並積極蒐集國內及國際企業AI導師名單、提供誘因鼓勵業者主動登錄企業導師人才，讓具備AI課題解決經驗、或擁有設計AI學程經驗，以及跨領域知識的實務專家可以進入學校，協助訓練人才；學校可針對欲開發的AI學程類別，提出對企業導師之需求，企業則針對公司遇到的AI課題，提出與教授合作的需求，由平台進行供需之媒合。
七、同時，也應考慮整合研究法人與學校共組產業AI輔導團，針對不知道自己對AI有什麼需求的企業，輔導企業找到需求；而針對有需求、但無AI技術的企業，找到合適的技術解決方案。當輔導團協助企業找到AI解決方案技術後，中小企業可能缺少取得技術資金，政府須出資補助導入AI的成本及降低導入的風險。而若有未能解決之課題，也應鼓勵及開放法人、學校或其他企業及國外人才共組解題團隊，讓國內AI人才學習國際解題思維。
（二十七）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中共北京中級人民法院日前針對多名我國籍嫌犯，涉及「肯亞電信詐騙案」作成判決，分別判處10至15年不等之有期徒刑。此為近年兩岸跨國電信詐騙案中，首度有我國嫌犯遭大陸判刑。為徹底根絕詐騙案件，兩岸應本互利原則，共同打擊跨境電訊詐騙犯罪。我們願呼籲大陸司法機關，基於人道考量，正視本案我國被告的基本人權及人性尊嚴，嚴守法定程序，兼顧實體與程序利益，尊重我國獨立主權及司法法域之現狀；並重啟「兩岸共打」協議，才能讓跨境詐騙不再猖狂，繼而徹底瓦解詐騙集團，避免兩岸人民再受詐騙之害。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中共北京中級人民法院日前針對多名我國籍嫌犯，涉及「肯亞電信詐騙案」作成判決，分別判處10至15年不等之有期徒刑。此為近年兩岸跨國電信詐騙案中，首度有我國嫌犯遭大陸判刑。從宏觀視角觀察，由於各國多依「一中原則」處理人犯及卷證移送，長此以往，相關做法不但可能弱化我國刑事管轄權；對兩岸關係亦將產生負面衝擊，殊值重視。
二、兩岸長期以來，共同打擊跨境犯罪；大陸司法機關也期藉重判不法詐騙分子，讓被害人精神與財產的損失，能夠得到伸張，其原始用意，外界多可理解。惟以史為鑑，一個多世紀前晚清變法修律，主要目的，不就在於撤廢領事裁判權的屈辱？而鄰國日本的明治維新，亦於1899年撤廢領事裁判權。因此，吾人可知，領事裁判權的重要性，在於國家既有國體，亦有獨立法權，不容任意侵犯；兩岸對於往史皆知之甚深，自應慎思自制，相互尊重，方為佳途。
三、「肯亞案」由於加害人與被害人分別為兩岸人民，雙方依據各自的法律規定，對相關犯罪嫌疑人，均有司法管轄權。中共的自判，當然會引發兩岸關係緊張甚至衝突。觀察此次判決過後，國人均痛批大陸的行徑「鴨霸」；而中共官媒《環球時報》則發表評論還擊，指出我們常自誇「臺灣最美的風景是人」，就該用行動證實，嚴辦電信詐騙犯。國臺辦發言人則稱，被害人多半被騙得傾家蕩產、身心受害，甚或走上絕路，希望多從被害人角度看待此事。
四、事實上，詐騙犯罪讓臺灣名聲與令譽俱損，蔡總統就任以後，即提出強力打擊詐騙犯罪的指示，強調必須讓這些罪犯，接受法律嚴厲制裁，期能有效遏止，確維廣大民眾及受害人的權益。但現代法治國家，對國民的基本人權，負有保護義務。即使是罪大惡極的犯罪嫌疑人，仍得維護其合法權益，以確保受到公正的刑事審判權利。
五、為嚴正訴追此類犯罪，立法院去年底通過修法，針對國人在境外涉犯「加重詐欺罪」提高刑責，並納入管轄權範圍。現行法律規定，只要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詐騙，可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修法後，再將電信詐欺納入組織犯罪，主謀可論處3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相關法律規範已完成修正，接下來只待司法實際執行層面的行動強度了。
六、目前，電信詐欺刑責雖然提高，但最重本刑7年以下，相較於其他國家，仍顯得輕縱。肯亞案主嫌，遭大陸法院重判15年；但在臺灣，判刑3年以上的件數卻少之又少，細究其因，在於被告多是電信詐欺集團車手與機房等低階人員，無法比照主謀重判，外界才會有刑責提高後，法官量刑卻從輕的誤解。此外，大陸針對詐騙公私財物，區分三種刑責。數額較大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會處罰金或沒收財產，嚇阻強度似乎高一些。
七、整體而言，打擊跨境電信詐騙犯罪，唯有透過合作偵辦，相互提供對方所需證據資料，才有可能向上溯源，查獲集團首謀及幕後共犯，並追索犯罪不法所得，返還予被害人，實現終局正義。自《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簽署以來，確實發揮了共同打擊跨境犯罪之功效，此為長期累積的互信成果，得來不易。由於去年以來，兩岸關係並未大幅進展，共打似已「名存實亡」，連帶影響共同調查取證、人犯接返協商等重大事項討論。電信詐騙犯罪之所以猖獗，「兩岸共打停擺」絕對是偵辦犯罪的一大阻礙。如果共打機制無法重啟，這樣的情景，只會一而再、再而三發生，這是兩岸無可迴避的課題。
八、綜言之，為徹底根絕詐騙案件，兩岸應本互利原則，共同打擊跨境電訊詐騙犯罪。我們願呼籲大陸司法機關，基於人道考量，正視本案我國被告的基本人權及人性尊嚴，嚴守法定程序，兼顧實體與程序利益，尊重我國獨立主權及司法法域之現狀；並重啟「兩岸共打」協議，才能讓跨境詐騙不再猖狂，繼而徹底瓦解詐騙集團，避免兩岸人民再受詐騙之害。
（二十八）本院林委員為洲，針對我國目前仍未列管「卡痛」（Kratom）此種類鴉片產品，且可輕易從網路上購得。新興毒品持續殘害國人健康，然而政府對於新興毒品之掌控及研究效果仍不彰，建請法務部、衛福部等相關單位對於類鴉片產品列入管制，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近期美國食藥署公布科學證據，分析「卡痛」（Kratom）所含成分作用與類鴉片藥品相似。「卡痛」內含最常見的「帽柱木鹼」（mitragynine，具興奮性）7-hydroxymitragynine（可止痛）等25種化合物，歸結出具有嗎啡衍生物之特性，常以粉末、膠囊、錠劑及能量飲料等多種樣貌販售，近年快速衍生新的風險通報，截至現在已有44名死亡案例與「卡痛」有關，科學數據與不良反應報告清楚明確。
二、「卡痛」最常見的不良反應包括心跳過速、煩躁激動或易怒、昏昏欲睡、意識混亂、噁心、嘔吐、高血壓、發抖和出汗等，而其毒性包括高血壓、腎毒性、癲癇發作和過量致死。
三、市面上可由多家知名網路拍賣網站輕易購得，本席建請衛福部盡速與法務部研擬將該產品及類似產品列入管制範圍，以防國人身體及心理狀況再受殘害。
（二十九）本院林委員為洲，針對大新竹地區之頭前溪飲用水，因受沿岸工廠排放廢水、家庭排放汙水以及垃圾掩埋場汙水，而汙染近五十萬民眾長期使用之民生用水，促使民眾對用水品質不安，更影響健康及環境。爰此，本席要求經濟部、內政部、環保署、農委會以及相關所屬單位，應儘速研議寶山及寶二水庫優先供應民生用水、工業區廢水處理及園區發展、家庭汙水下水道設置、頭前溪水質管控資訊、垃圾掩埋場清理之復育的相關政策及經費補助，並予一個月內提出書面報告，以還給民眾使用安全無虞的飲水環境，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新竹縣地方團體日前調查發現，頭前溪因「五華工業區」中多家的半導體、光電面板、或金屬加工廠等公司，所排放之廢水有含重金屬，且該區域的飲用水於為大新竹（新竹市、竹北市）之民生用水，恐影響民眾食用安全。
二、且位於溪畔的竹東、芎林地區，因汙水下水道接管率尚未普及，致使眾多家庭廢水直接派入頭前溪中，以及竹東垃圾掩埋場之汙染水源也流入溪水，造成民眾對於水源安全有疑慮。爰此該團體提出六大訴求：1.自來水保護區內所有工廠，遷入工業園區，停止工業廢水排入頭前溪；2.請縣市政府合作，解決竹東掩埋場的問題；3.請縣政府加快提升竹東和芎林下水道接管率；4.嚴格執法取締上游濫砍濫伐，並且公告合法露營區；5.在污水廢水進入下游居民自來水水源之狀況未有效解決時。調撥寶山寶二水庫的水源，給下游50萬民眾使用；6.修改自來水法，禁止任何工業廢水排入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三、除上述之具體建議，中央政府相關單位因立即研議且回應外，本席更提出「寶山、寶二水庫水源作為民生用水優先權」、「強制工業用區排放廢水達國際標準」、「五華工業區移至鳳山工業區、竹科3期發展評估」、「竹東垃圾掩埋場清運及復育」、「補助竹東、芎林廢水汙水下水道經費」、「成立民生用水監測APP」六大方向，並請行政院相關單位予一個月內研議完善，並提供書面報告。
（三十）本院陳委員學聖，有鑑於桃園地區於通勤時段鐵路運輸之龐大壓力，造成桃園地區民眾通勤及通學之不便，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依據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提供的每日各站點進出站人數資料表顯示，2017年桃園地區火車站（鶯歌、桃園、內壢、中壢、埔心、楊梅、富岡）平均每日進出站人數已超過17萬人次。
二、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最近一期之臺灣地區通勤、通學狀況之研析（103.3），顯示桃園市十年間活動人口增加數均居全國之冠：十年間工作人口跨鄉鎮市區通勤增加之縣市主要集中在六直轄市，跨生活圈通勤比率以桃竹苗生活圈之7.1%最高；另桃園市跨生活圈通學率達6.6%，居全臺之冠，高於其他縣市之通學率。
三、本席建議臺灣鐵路管理局在上下班時段的區間車加掛車廂，以改善桃園地區龐大的運輸壓力，增加桃園民眾通勤及通學之便利性。
四、上述質詢，敬請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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